美国小学生作文：一篇让中国式教育震撼的文章 子女教育

10岁的孩子被送进了美国学校，上英文课，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写论文，题目居然大得冲天：《我怎么看人类文化》；上历史课，老师让孩子扮演总统顾问，给国家决策当高参；在中学的物理课上，作业竟然是一个市政研究项目城市照明系统的布局；而道德教育，居然是从让孩子们爱护小动物开始。

　　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没有统一的考试，没有对学生的三六九等的分类排位。这就是呈现在一个中国记者眼前的美国教育。面对与中国教育截然不同的西洋景，种种的疑虑、困惑接踵而至，美国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这究竟是教育学者的危言耸听，还是对人与教育之间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

　　我们中国人是否认真反省过我们的教育？我们中国的教育有缺陷吗？如果有，在哪里？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全面谋划自己未来前程的民族，应该怎样审视我们为孩子们提供的教育环境？

美国小学给10岁的儿子留的作业是写一篇论文，题目吓我一跳：《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学习二战史，美国老师竟然让10岁的孩子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种种躲闪不开的冲突与思考，我由此遭遇美国教育。

　　当我牵着10岁的儿子登上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飞往美国洛杉矶的班机时，心中就充满了疑惑：我不知道在孩子这么小的年龄就把他带到美国去，是不是一个失策？一位朋友的劝告还响在耳边：最少应该让孩子在中国接受完基础教育再到美国，因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最完整、最系统的。多少专家也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很出色，而基础教育绝对不如中国扎实。

　　直到我把儿子送进了那所离公寓不远的美国小学的时候，内心的忧虑终于得到证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校啊！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在学校最少让学生玩两个小时，下午不到3点就放学回家，最让我开眼的是儿子根本没有教科书！那个金发碧眼的女教师弗丝女士看了我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四年级的数学课本后，温文尔雅地说：我可以告诉你，6年级以前，他的数学是不用再学了！面对她那双充满笑意的蓝眼睛，我就像挨了一闷棍。一时间，真是怀疑把儿子带到美国来是不是干了一生中最蠢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看着儿子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兴高采烈地去上学，我的心就觉得沉甸甸的。在中国，他从一年级开始，书包就满满的、沉沉的，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他换了三个书包，一个比一个大，让人感到知识的重量在增加。而在美国，书包里没了负担，孩子精神上就更松快了，这能叫上学吗？一个学期过去了，把儿子叫到面前，问他美国学校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笑着送给了我一个字正腔圆的答案：自由！这两个字像砖头一样拍在我的脑门上。

　　此时，真是一片深情怀念中国的教育，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孩子老是能在国际上拿奥林匹克学习竞赛的金牌。不过，事已至此，总不能再把他送回国去呀？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儿子的英语长进不少，放学之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图书馆，不时就背回一大书包的书来。问他一次借这么多书干什么，他一边看着那些借来的书一边打着计算机，头也不抬地说：作业。

　　作业？我忍不住凑过去看，儿子打在计算机屏幕上的标题是：《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这是一个小学生的作业？这样天大的题目，即便是博士，敢去做吗？于是严声厉色地问儿子这是谁的主意，儿子坦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的国度的文章。要求概括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不同，说明自己的看法。

　　我一时语噎：真不知道让一个10岁的孩子去运作这样一个连成年人也未必能干的工程，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偌大一个中国，它的地理和文化，它的历史和现状，一个10岁的孩子能说得清么？我只觉得一个10岁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弄这些大而无当的东西，以后恐怕是连吃饭的本事也没有了。

　　过了几天，儿子完成了这篇作业。没想到，打印出的是一本20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绸之路到五星红旗……热热闹闹。我没赞扬，也没评判，因为我自己有点发懵，一是我看到儿子把这篇文章分出了章与节，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我想，这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使用的写作论文的方式，那时，我30岁。

　　不久，儿子的另一个作业又来了。这次是《我怎么看人类文化》！如果说上次的作业还有边际可循，那这次真可谓是不着边际了。

　　儿子猛不丁地冒出一句：饺子是文化吗？

　　饺子？文化？我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为了不误后代，我只好和儿子一起查阅权威的工具书。真是没少下功夫，我们总算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的反反复复的折腾，儿子又是几个晚上坐在计算机前煞有介事地做文章。我看他那专心致志的样子，不禁心中苦笑，一个小学生，怎样去理解文化这个内涵无限丰富而外延又无法确定的概念呢？但愿我这个虎头虎脑、从来就对吃兴趣无穷的儿子，别只是在饺子、包子上大作文章。

　　在美国教育中已经变得无拘无束的儿子，很快就把文章做出来了，这次打印出来的是10页，又是自己设计的封面，文章后面又列着那一本一本的参考书。

　　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说：你说什么是文化？其实特简单就是人创造出来让人享受的一切。那自信的样子，似乎他发现了别人没能发现的真理。后来，孩子把老师看过的作业带回来，上面有老师的批语：我布置本次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

　　没有评价，既未说对，也没说不对。问儿子这批语是什么意思，儿子说，老师没为我们骄傲，但是她为我们震惊。

　　是不是？儿子反问我。

　　我无言以对。心中始终疑疑惑惑：弗丝老师希望他们进入什么境界？

　　儿子6年级快结束的时候，老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大战的问题。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如果是两年前，见到这种问题，我肯定会抱怨：这哪是作业，这分明是竞选参议员的前期训练！而此时，我开始对美国的小学教育方式有了一些理解。老师正是在是通过这些设问，向孩子们传输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导孩子们去关注人类的命运，引导孩子们学习高屋建瓴地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在课堂上都没有标准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们用一生去寻索。

　　看着12岁的儿子为完成这些作业兴致勃勃地看书查资料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当年我学二战史的情景：按照年代、事件死记硬背，书中的结论，有些明知迂腐也当成圣经去记，不然，怎么通过考试去奔光明前程呢？此时我在想，我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重复前人的结论往往大大多于自己的思考。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就难有新的创造。

　　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图书馆利用计算机和缩微胶片系统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种文字和图像资料了。有一天我们俩为狮子和豹的觅食习性争论起来，第二天，他就从图书馆借来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拍摄的介绍这两种动物的录像带，拉着我一边看，一边讨论。孩子面对他不懂的东西，已经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答案了。

　　儿子的变化促使我重新去审视美国的小学教育。我发现，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

　　有一次，我问儿子的老师弗丝女士：你们怎么不让孩子们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我上小学时，可没少背课文，没少背教科书的要点。

　　弗丝老师笑着说：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既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这就是我的观点。

　　我不禁想起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的一次谈话。他学的是天文学，从走进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第一天起到拿下博士学位整整5年，一直以优异的成绩享受系里提供的优厚的奖学金。他曾对我说：我很奇怪，要是凭课堂上的学习成绩拿奖学金，美国人常常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可是一到实践领域，搞点研究性题目，中国学生往往没有美国学生那么机灵，那么富有创造性。我想，他感受的可能正是两种不同的基础教育体系所造成的人之间的差异。中国人太习惯于在一个划定的框子里去施展拳脚了，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感到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自由，而是惶恐和茫然。

　　我常常想到中国的小学教育，想到那些在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些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严格的考试……它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与束缚，但是多少代人都顺从着它的意志，把它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或许有着自身的辉煌，但是面对需要每个人发挥创造力的现代社会，面对明天的世界，我们又该怎样审视这种孕育了我们自身的文明？

　　1995年，我回国后，将自己对美国小学教育的观察与思考写成一篇小文章。出乎我的意料，就是这样一篇小文章，发表后引起不小的反响。中国最火爆的周末报纸《南方周末》转载了这篇文章，中国教育部的机关报纸《中国教育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全国上百家报刊和网站转载了这篇文章，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文摘刊物《读者》与我签订了向他们终生授权转载我的文章的合同，一些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引用了这篇文章，一些探讨中国教育改革的书籍也收录了这篇文章。我当时还在想：这年头中国是怎么了，我写的那么多反映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度报道都没有什么反响，一篇小小的文章居然这样引人注意。中国人可能还是需要看些轻松的东西吧！

　　不过，我很快发现，那篇小文章之所以有点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是因为它恰恰触动了我们中国人心中最为沉重的事情。

　　文章发表后的几个月，我当年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举行40周年校庆，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把她的女儿带来了，小姑娘眼睛里分明带着种种不情愿的神色，大概是被母亲强迫而来。我的这位同学这些年来让这个女儿折腾得苦不堪言，小姑娘就是喜欢英语，对别的课程没有兴趣。马上要中考了，当妈的急得茶饭无心，每天都与女儿较劲：你光是英语好，别的科目不好，不也是考不上好学校？

　　大概是作母亲的情急之下唠叨太过，弄得母女关系十分紧张。我安慰我的同学，让她换个思维方式，给孩子一些自由。我说到了我的儿子，说到了美国的小学教育。

　　这个小姑娘在一旁听着，突然睁大眼睛，惊异地看着我，问道：叔叔，你是不是写了一篇文章，说你的儿子在美国上小学的事情？

　　我说：写美国小学的文章可不少，你看的是哪一篇？

　　小姑娘说：文章有一段是这么写的：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是不是这篇文章？

　　我很吃惊，一个小姑娘怎么把这么长的一段话都背下来了？我告诉她，这篇文章是我写的。

　　小姑娘有些雀跃地说：叔叔，你知道吗？我把这段话用刀子刻在我的桌子上了。我是在《读者》上看到这篇文章的，看了很多遍，都快给背下来了。我想，我要是在美国的学校上学就好了！

　　一个孩子，竟然用小刀把描述美国教育的一段话刻在桌子上，这是为什么？她究竟被什么所打动？

　　与孩子聊起来，方才知道，他们的课业太沉重了，以致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做或者想做的事。学校对她们的管理也太严格了，甚至不让女孩子留长头发，进校门有人专门检查。这个小姑娘无法想像，世界上居然有不用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的地方！有鼓励孩子们给总统决策提意见的地方！孩子太渴望在学习中能够自主、能够轻松、能够快乐了，他们太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气，太向往课堂外那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了！

　　后来，我的小侄子的经历，也给我上了一课。

　　那年7月，小侄子从小学毕业，正赶上中国开始倡导素质教育，小学生升中学一律取消考试，就近分配。

　　按照地理位置，我的小侄子可能被分到他们住处附近的一个臭沟学校，这是全家都难以容忍的。于是，一家人动用各方关系，历经周折，才找到京城一所有名的寄宿中学，交了3万元赞助费，把小侄子送了进去。

　　大人们终于释然，似乎这3万元买来了小侄子的前途。我问我弟弟，这年头不是都开始素质教育了吗？你们还花这种钱，费这种精力干什么？

　　我弟弟一脸苦涩地说：什么素质教育啊，孩子高中毕业还不是要考大学？考大学还不是要看分数？你不给孩子找个好中学，不是耽误他一辈子？

　　我无言以对。

　　小侄子进了新中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原本聪明活泼的孩子，每个周末回家，都像霜打了的茄子秧似的，没精打采。到了星期天晚上送他回学校时，常常哭丧着一张小脸。以至于后来竟要父母做说服工作，就像当年送他上幼儿园一样。有几次孩子还掉下眼泪来。

　　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受不了这个学校，纯粹是个集中营。把学校说成集中营？这太过分了！于是大人们开始教育孩子。

　　但小侄子倒振振有词地控诉起学校：晚自习从6点半到9点，做完作业只许看教科书，其它所有的书都不让看。小侄子撅着嘴说：教科书有什么可看的？前面的内容全知道，后面的内容都不懂。每周只有两节体育课，连玩的时间都没有！

　　控诉完，小侄子还大放厥词：不让我们玩，就是剥夺儿童的人权！

　　大人怕这孩子童言无忌惹恼了学校，于是教育他说：你懂什么是人权？让你上这么好的学校，你还觉得剥夺了你的人权！你没看电视上那些非洲孩子，饭都吃不饱。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就欠把你送到那儿去过几天！

　　没想到，这一下小侄子倒来词儿了：我还想去非洲呢，我还不知道非洲什么样儿呢！电视上的非洲我都看不到！学校也不让看电视，连广播都不让听！有一个同学带了一个小收音机，被发现后当场就没收了。

　　小侄子愤愤地说：现在倒好，我不仅不知道世界大事，就连国家大事也不知道。和傻子一样，还当共产主义接班人呢。

　　我对他说：你这个年龄不把精力全部放在学习上还想做什么？我们年轻时候正赶上文革，上山下乡，中国的书只能看毛选，外国的书只能读马列。想学文化知识还不行呢，你们现在多幸福。

　　没想到小侄子一脸老成地叹息道：你们那个时候才幸福呢，不用考试，不用受我们这样的罪。

　　我有些吃惊：我们的教育怎么把今天的孩子弄得如此不知好歹，竟然向往起文革那样的文化荒漠？

　　有一次小侄子还说出了更为极端的话：你们再让我上这个学，我就会死！这让全家人都吃了一惊。我心中产生的疑问也更加深重了：中国教育何至于如此残酷，竟然让天真烂漫的孩子会想到了死？

　　同学的女儿与我的小侄子的事情，使我开始思考我们今天的教育。我发现，中国的基础教育越来越走向一个极端，分数被抬到一个越来越高的地位，孩子们被越来越紧的紧箍咒勒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每天被拴在桌前十几个小时，原本天真烂漫的童年陷入过度沉重的学习苦役之中。要说小侄子的话也有几分道理：他们拥有的天地太狭小了，他们离课堂外那个精彩的世界也太遥远了。

　　我们为什么只把学生的视野、思维甚至行为的准则限制在如此狭小的教科书、课堂和校园之中？

　　我真是担心，在这样的禁锢之下，让孩子们为了几门课程的考分而耗尽他们能量无限的生命，其结果恐怕不止是让孩子失去学习的兴趣，甚至不只是让孩子们生出敌视教育的心态，更可怕的是造成了孩子们狭隘的眼界和心胸。一个孩子比身边的同学高出几分都会受到奖励，以至于他们可以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这些为今天的考题活着的孩子在人类明天的文明进程中会居于什么位置？

　　我们真的必须剥夺孩子们的轻松和快乐，真的必须让他们与精彩的现实世界隔绝开来，才能使他们成才吗？

　　儿子在美国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学校举行了一次家长会。这次家长会与我在中国参加过的家长会完全不同，班主任弗丝女士导演的故事让我在惊异之中，重新认识着孩子，重新认识着自己，也重新思考着我们的教育。

　　那是儿子在美国小学上6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带回一个学校要开家长会的通知。儿子告诉我，老师说了，家长必须出席。

　　这可是不容易，孩子在美国小学呆了快两年了，这是第一次开家长会，我当然要认真对待。我在脑海里习惯性地整理了一下对儿子成长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归纳了一些我对儿子到美国后在文化冲突下面临的一些特殊问题。心想，开家长会时，到了老师面前，免不了要分析一下孩子的问题，我要争取主动，对孩子的剖析包括向老师请教的问题都要有的放矢，别让美国人觉得我们中国人对孩子不关心、不重视，也别让他们觉得我们中国人到了他们美国的地面上就不懂教育了，我们可是一个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民族，我们拥有源远流长的文明呢！

　　开家长会的那天，我没有忘记带上笔记本和两支笔，这是我在中国养成的习惯，参加家长会和我参加各种考试时一样，一定是两支笔伺候，以防不测。在中国，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讲的话，我都要记在本子上，争取一字不漏。我相信，老师的话是教育孩子的金科玉律，哪怕忘记一条，或许都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所以我一定要记录得很完整，以便回家准确传达给孩子，自己也好反复领会其中的深刻道理。

　　开家长会的那天晚上，我提前赶到了孩子的学校，走进会议室一看，气氛有些别样。会议室里又是气球又是彩带的，不像是家长会，倒像是开联欢会。

　　尽管心里直犯嘀咕，但心里又想，这不是在美国吗？遇到什么西洋景也就不奇怪了。美国佬什么花样不能搞啊，思维方式不一样嘛。

　　班主任弗丝女士已经在会议室里等候了，见到每一个孩子的家长进来，都是带着微笑，一阵寒暄，忙得不可开交。人来得差不多了，班主任走到前面，宣布会议开始。

　　这时我才发现，孩子们也和家长坐在一个会议室里，而且老师也丝毫没有让孩子们退场的意思。我有些不解，这不是家长会吗？怎么也让孩子在这里呆着！一会儿要是谈起孩子们成长中的问题，难道就让他们当面听着吗？美国佬这是什么路数啊？不是尊重所有的个人包括孩子的人格与隐私吗？

　　班主任弗丝女士是教育学博士，我和她很熟悉，特别熟悉她的那种作为教师的职业性微笑，这种微笑不仅给你一种平静和安全的感觉，而且给你一种信心和鼓舞。当年儿子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征求她的意见，是让孩子进美国的普通小学，还是让孩子进双语学校？弗丝反对让孩子进入双语学校，她带着微笑却不容置疑地说：请相信孩子的语言能力，就让他在我们这所公立小学里上学吧。有一天，你们会突然发现，他已经在用熟练的英语与同学们聊天了。你们不要担心他的英语，要担心的恰恰是他的中文。

美首位华裔市长北大演讲:祖国统一只是迟早的事

3月10日晚的北大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座无虚席，台上的演讲者风度翩翩，风趣幽默，不时赢得北大学子掌声和笑声，他就是美国的“中国传奇”——美籍华人黄锦波。
　　
　　据人民网报导，作为在美国最早参政的华人、美国第一位华裔市长，黄锦波改变了美国华人从政的历史，他向美国人敞开认识中国的视窗；他不仅是医师、市长、歌星，而且还成为企业家、健身专家、公关专家，正如人们所说的，他是“六位一体”的“奇人”。而最重要的是，他不忘祖国人民，不忘“孝敬生母”；现在，他仍然为推动中美文化交流不辞辛劳地奔波。

　　华裔“阿甘”实现美国梦　从18岁的穷留学生到28岁独立开诊所行医
　　
　　作为首位当选为美国市长的华裔，连任市议员时间最长的华人，黄锦波在美国政界的成就令人刮目相看。在北大演讲时，他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当选加州喜瑞都市市长仅仅是因为幸运。但在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少数裔权利得不到完全保障，华人更是没有从政的先例，黄锦波作为在这个城市仅生活了7年的年轻华裔，参加政治竞选面临的阻力可想而知。



美国第一位华裔市长黄锦波。

　　
　　1961年，18岁的黄锦波带着200美元，只身从香港前往美国，边在中餐馆打工边求学。2年后，立志学医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犹他州盐湖城的药剂学院，仅用3年半的时间就修完医科大学的全部专业课程，取得了药剂学学士。1971年，黄锦波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并自己开办诊所行医。
　　
　　黄锦波告诉记者，大学让人积累知识，分辨是非，但仅仅书本上的知识是不够的。正因为如此，他在求学期间就广泛涉足社会各个领域：如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热衷当志愿者，投身商海，买股票，进行房地产投资，还当过教练员……这些经验使他瞭解美国社会各个领域，融入主流社会，也为他跻身政坛打下了基础。

　　当选市长改变华人从政历史 　两个任期市内华人从几十家增加到几百家
　
　　1978年，喜瑞都市需要举行一个市议员职位的选举，年仅35岁的黄锦波也加入竞选行列。“我不像老一辈的华侨，躲在中餐馆里，不愿参与政治。所以当时的华人也一直难以融入美国社会。”黄锦波说：“我当时是一名医生，并没有当自己是一名亚裔，我是以服务地方民众的态度参加竞选的。”
　　
　　正是以社会一员的身份，帮助和回报社会的态度，黄锦波为市民开设义诊专案，免费为市民检查身体；担任义务教员，教授急救的方法。凭藉着为市民服务的热情和能力，黄锦波成功当选，并且担任该市议员达14年之久，其间他曾任3届副市长，2届市长，也是该市历史上任议员、副市长、市长时间最长的华人。可以说，黄锦波的成功改变了华人从政的历史。
　　
　 “简单的说，就是打进美国主流，他们给予我认同。”从1983年开始，黄锦波开始其首个喜瑞都市市长任期，凭着成熟政治、管理理念和经济头脑，他大力发展该市经济，使一个原本以畜牧业为主的小乡镇，变成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
　
　　 原本喜瑞都市并不是华人聚居区，在黄锦波第一任期时，该市只有几十家华人，但到第二任时就增加到了几百家，此外韩国人、印度人、菲律宾人等亚裔纷纷搬到喜瑞都市。

　　用歌声和医学孝敬“生母” 一曲“龙的传人”成歌星市长，两赴洪灾前线为灾民义诊
　　
　　黄锦波说：“中国和美国，一个是我的生母，一个是养母，我要回报‘养母’，孝敬‘生母’。我在美国当议员、市长服务美国人民已经做了十多年，也做了三十多年的医生，因此我问心无愧。回报了自己的‘养母’，所以也应该回到祖国，孝敬我的‘生母’，而且可能她更需要我的帮助。
　　
　　1980年，黄锦波第一次回到祖国大陆，当时他还只是75个美国医生代表团中的一员。5年后，他却以“市长歌手”的身份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成为首位在春节晚会上亮相的海外华人。一曲“龙的传人”让全中国人认识了这位元“歌星市长”。20多年来，他频频往来于中美两国间。他曾应中国各地政府的邀请，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哈尔滨、福州、武汉、成都、济南、合肥等市；还多次在中国各大医科大学讲座，开演唱会；同时他积极投身慈善，多次为“希望工程”和灾区捐款。1991年的长江流域遭受特大洪水灾害，黄锦波专程带着药品从美国来到灾区，亲自给灾民义诊。
　　
　　1998年8月，他又一次深入湖北监利洪灾区，临行前还给家人留下遗书。

　　创办电视台推广中国文化 　希望成为奥运“义工教授”，奔走两岸盼祖国早日统一
　　
　　1988年3月，黄锦波创办了中美电视台，宣传中国文化，让美国人瞭解刚刚开放的中国。这也是美国第一个用英语报导中国节目的私人电视台。“很多外国人都是通过这个电视台瞭解中国，北京的胡同，风筝，有希望的中国。这些都是用英语播出。”黄锦波说：“当时外国人都还不瞭解这些中国文化，所以电视台的收视率很高。”
　　
　　现在除了在自己的私人电视台播放宣传中国文化的节目，黄锦波还希望面向中国学生制作英语教育节目。他计画在北京和广州举办英语脱口秀和演唱会，让学生有一个更好的学习英语环境。他还告诉记者：“我很希望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义工教授’，向奥运会的义工（志愿者）教授英语和外国文化，推广交际礼仪。”

　　尽管已经淡出美国政界多年，黄锦波仍然非常关注时事政治。对于当下台海问题，黄锦波表示，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大陆、台湾和全球华人的共同愿望，台湾岛内至少一半以上民众不主张“台独”，海外华人也企盼祖国早日统一。他本人也曾多次为台海问题奔走于中美台三方，并和马英九等多位台湾政坛人物会谈。他说：统一进程可以从“三通”开始，使两岸人民生活更接近，逐步缩小两岸差异，祖国统一只是迟早的事。

华人在美国人眼里究竟是什么样子? 四类华人形象

丁子江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外，恐怕美国的华人最多了，目前至少有数百万。就拿洛杉矶来说，它可称华人最大的聚集区。有人说洛杉矶有华人80万，也有人说是90万，甚至还有人说有100多万。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连美国政府也是一笔糊涂账。据美国官方统计，有65万。不过这个数字显然极不准确，因为它并没有包括许许多多非法偷渡的人蛇、短期访美滞留不归的人员以及变动不居的盲流人口。

这里的华人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甚至更多代……，其先祖一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来北美淘金、修铁路、做苦力的广东台山人。这些华人有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来的，也有从日本、韩国、越南以及东南亚地区来的，还有从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转道而来的。这其中，大陆客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来的。这些华人有合法的、非法的、半合法半非法的，有留学的、做正当生意的、隐居当寓公的、搞政治避难的、铤而走险作奸犯科的。大部分都是一心追逐所谓美国之梦。

华人在美国人（严格说来是其他美国族裔，如白人、黑人以及拉丁裔人等）眼里是什么样子的？美国人对华人的印象，大致有四个主要来源：旧中国城、新中国城、校园、高科技行业(其他还包括遍布美国各个角落的中餐业〕。这四个来源很自然地造成了美国人对华人刻板的定型 （Stereotypes）或原型（prototype)偏见。

旧中国城（老唐人街）的华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时期来美的，永远是移民的第一代，因为新来的移民不懂英文，不懂美国文化，无法融于主流文化，只能聚集在传统的华人区。他们最早来自广东沿海（如潮汕和台山地区）或福建沿海（如闽南）一带。至今已有大约160多年的历史。旧中国城由于历史的沿袭和地理格局的局限大都非常脏、破、乱、闹。据有关的也许带有偏见的评价，这一类华人主要有以下特点：1）属于南方华人，多半身材矮小、尖瘦脸、面灰黄、深眼窝、厚嘴唇、小鼻头，动作快捷，说话声音大，而且喜欢拖长音；2）很能吃苦耐劳，但文化不高、眼光不远，大都从事餐馆、洗衣店、杂货店等各种分散型小买卖；3）法治观念不强；4）不太注意公德；5）自成一体，几乎与美国主流社会格格不入；6）颇重义气，讲究传统的习俗和规矩；7）宗族观念强，常以某姓氏为亚文化的聚集纽带；8）封建帮会起着很强的社区控制作用，不少人喜用非经济手段牟利，甚至有一些人处于黑白道买卖之间；9）男性的大男子主义观念较浓厚，但对家庭有很强的责任感，相对的，女性则多处于依附地位；10）善于趋利避害，往往可以在不张扬的情况下保护自己并获得利益；11）比较信奉佛道或“黄大仙”一类的某种地方传统宗教，多数相当迷信；12）不太注意卫生，不很重视教养，有不少不良习惯；13）太多的时间用在吃喝上；14）不少人好赌、好嫖，也有的人吸毒。

新中国城主要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型华人社区，以大洛杉矶地区中俗称小台北的蒙特利公园（Monterey Park）市以及阿尔罕布拉市、阿凯迪亚市、钻石吧市、胡桃市、喜瑞都市等为代表。最初由港台的新移民组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也越来越多。新中国城的新华人移民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1）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原住地时，或因原本家底颇丰，或因经济起飞而暴富，或因黑白道生意而发迹。由于政治经济等多种原因，有的是来避难的，有的是功成名就来当“寓公”的，有的是来制造狡兔三窟的退路，有的是来“洗钱”转移财产的，当然也有一部分人雄心勃勃，是来图更大发展的。总之，他们比较富裕、成功，背景复杂，素质和教育水平也比较高。2）这些人来到美国后，比旧中国城的那些老移民眼光要远，手笔要大，注重科技，更接近现代化都市的要求。他们所经营的生意比老移民更多元化、更广泛，规模也大得多。3）对美国主流社会的接触面比老移民广泛和深入得多。4）在继承中国文化传统方面，比老移民表面上要“高雅”一些。5）对华人内部政治分野和敌对的意识较强。6）对在美国参政的意识比较强。7）对钱更带有资本化的理念。8）容易在经济政治的大方面上违法。9）有更大的物质欲和更奢侈的享受观。不少人由于钱财丰厚，住豪宅、开名车，出手阔绰。10）不少人富而不贵，为富不仁，不注意回馈社会。

校园的华人主要是二次大战后从大陆（如西南联大等）来美的留学生、1949年以后从港台或其他海外地区来的留学生，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来美的大批留学生甚至还有所谓小留学生，此外还有当地华人成为学生的下一代。据有关评价，这一类华人主要有以下特点：1）聪明勤奋，大多在数理化以及工科医科等学科领域出类拔萃；2）相当多的人不太热衷社会公益活动，往往给人以书呆子（Nerd or Bookwarm）的印象；3）由于不太注意体育运动，一些人身体不强健，甚至瘦弱；4）相当多的人持比较现实的功利目的，对人文和社会学科不感太兴趣；5）善于考试，但读死书的多，具创造性的人才少，相当的人仅能成为某个行业的专业机器，很难有大的成就；6）表面上扎堆抱团，但并不像日本人和韩国人那么有团队精神；7）相当多的人不太能够与美国其他族裔的学生融合在一起。

一般说来，高科技公司中的华人多是各自进入职业市场后的校园华人，比较年长成熟，但分散而自成一体。据有关评价，这一类华人主要有以下特点：1）教育层次高，熟悉和胜任本专业的工作；2）由于文化差异和语言的限制，相当多的人很难进入高级管理层；3）相当多的人明哲保身，消极的个人主义，只想搭便车，不注意积极争取个人的权益；4）同胞之间的内斗、猜忌和排斥常常严重于其他族裔，常有“一山不容二虎”的心态；5）相当多的人理论性较强，应用能力不一定强，鲜有创造性，不少仅为职业机器；6）相当多的人不能有效地融入主流社会；7）相当多的人喜欢单干，而不喜欢合作；8）相当多的人仅注意个人事业，不重视回馈社会，不热心公益事业；9）相当多的人显得文弱，而缺乏朝气。

在美国人眼里，对华人比较正面的评价是：1）注重家庭价值，责任感强，遵守男人和当家长的承诺；2）感情内在、细腻、相对忠诚；3）男性对女性比较舍得花费，不太计较利益得失，不像美国男人在经济上分得很清；4）讲义气，重信诺，人情味浓，重视社会人际关系；5）心理素质很独特，有很强的坚忍力和克制力，不容易情绪用事，变通的能力很强，较容易适应各种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例如在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中，几乎都是白人和黑人而找不到华人，因为后者总可以放下身段以求谋生；6）工作兢兢业业，吃苦耐劳；7）智力优秀，反应敏锐，领悟力快；8）动作灵活快捷，容易掌握各种技巧性的运动。

对华人男性的主要负面评价是：1）相当多的人不重视男女平等，有一定的大男子主义；2）相当多的人不善于浪漫的外在表现，不太注意仪表和包装；3）相当多的人不注重体育锻炼，身体不够强壮；4）相当多的人过于强调烹调的口味，而不注意健康食品，因而往往显得营养不良；5）相当多的人不太注意卫生，不太注意养成良好的教养和生活习惯；6）相当多的人不太热心公益事业，也不太注意社会公德；7）相当多的人法律观念不强，凡事喜靠人事通融；8）相当多的人创造力不强；9）相当多的人过于依赖金钱和物质利益来吸引女性。

在美国，华人女性很容易成为违法和犯罪的受害者。在这里，我们必须多用一些笔墨来分析一下华人女性。与美国女性以及其他各国女性相比较，一般说来，在美国人眼里，华人女性有下列特点：1）性情温顺，待人贤惠，处事得体，任劳任怨；2）家庭观念强，对丈夫和子女很会照料；3）教育水准比较高，文化素养比较良好；4）持家勤俭有方，善烹调和料理家务，理财较为精明；5）注意为妻贞操，感情比较专一，不容易情变，能使家庭稳定；6）身材苗条，皮肤细嫩，面容显得年轻，似乎不易见老；7）某种生理体质和心理感情特征易使男性产生性满足感；8）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性较低。

美国人对华人新女性移民有以下看法：1）比一般的美国女性要有心机得多，做事更有策略，更有现实的理性和生活的逻辑，往往以退为进，善用迂回战术，最后总以某种韧劲儿达到自己的目的；2）婚姻观较现实，不少人有明确的物质目标，如绿卡和经济保障等，但不一定建立在真正的爱情基础上；3）金钱感强，但财产的法律观念却不算太强，也就是说，在目前的阶段，比较注意眼前利益，而不像美国女性那样更注意权益的法律保障；4）社会适应性强，比华人男性更容易融入西方文化，但不少人缺少对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盲目模仿性较强，在很多方面，甚至连美国女性都自愧不如；5）相当多的人不像想象的那样保守，而是相当惊人的性开放，甚至比美国女性容易上床得多，并且不做任何的防护性措施；6）相当多的人对婚姻和感情的忠实程度不再像传统的华人女性，经常也会像不少美国女性那样，容易感情转移，但常常是从物质需要出发，遇到更富有或经济更靠得住的，便另谋高就；7）在某些价值观上与美国女性接近，但在人格和身体方面仍有差距，不少人仍注重吃喝玩乐等纯粹声色的享受，而不注意多元化的精神情趣和体育锻炼；8）相当多的人比较注重形式上的独立和自由，而忽略真正人格上的独立和自由，往往表现为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而不是积极的个人主义，即并非自觉、主动和有意识地把自己作为整体女性的一分子去争取权益，而只是为自己捞一点儿暂时的利益；9）相当多的人比较注重外在的“浪漫爱”，而忽略发自综合精神修养的内在“浪漫爱”，往往会被某些西方男子的表面包装所吸引；10）由于本国社会的开放，尤其是来美生活方式的变化，感染“艾滋”等各种性病的可能性比以前高了很多。

拿最后一条来说，亚裔和华裔女性患“艾滋”病毒的比率越来越高。为引起人们重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精神研究所的华裔心理学家陈雅珊博士与该校其他专家合作，摄制了有关亚裔女性与“艾滋”病毒的影片。这部影片让观众触目惊心。陈博士告知，“艾滋”病毒在女性中严重蔓延，自1991年以来，美国女性“艾滋”病毒患者增加了250%，其中亚裔和华裔女性患者也随着急剧增长。通常来说，华裔女性羞于同性伴侣谈论性病问题，更鲜有人遵循性安全程序，即在发生性关系之前，各自进行血液检验，在得知结果以前，必须带保险套。而调查发现，很多华裔女性担心这样做会破坏浪漫的情爱关系。

新时代的华人女性，当然不再会像她们的母辈和祖母辈那样，按照从前的面貌生活，但在面对整个社会转型和个人生活转型的多岔路口时，难免有何去何从的抉择。有人指出，这种复杂的情境，使华人女性更具多重性性格，更扑朔迷离、难以描绘。华人女性并不比美国女性有什么特殊的法宝来保护自己，相反，在美国男人看来，她们比其他族裔的女性，尤其比白种女性，更少自我防护性，意志和体质都弱得很多，没有什么临场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她们不会说“不要就是不要”，带她们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不少人都是第一次约会就发生性关系，甚至事后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什么是起码的“安全性交”。由此看来，在美国的华人女性，在与美国男人的约会中，是否人身安全，是否会得病，是否会遭难，全靠“自求多福”了。

当然，所有上述所谓对华人的评价，可以说大都出于某种定型或原型偏见，无论从人种的角度、地理分布的角度、地区文化的角度，还是从其他社会政治的角度，都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来评价华人。例如：中国大陆北方人和南方人、大陆人和台湾人，汉人与少数民族的人，或在体质特征上，或在思维和行为特征上，都有着相当的差异。

美国人常常把华人一类的亚裔看作“模范族裔”。在一些社会人士和专家学者看来，这未必是件好事，有时甚至可能带来不利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可能形成某种刻板形象的代名词。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顿（Fullerton)分校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亚裔问题研究的学者们就多数认为，亚裔的刻板形象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当然美国社会认为亚裔男性的形象更是相当地刻板，如只是数理好、能赚钱，不问政治、人文精神不强等。不过以笔者的意见，这些偏见不能单怪美国人，华人自身应该更多地反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华人来到美国，呈现出一种更加多元的状态，此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访问过中国，因而对华人也有了更为立体和多角度的观察，这一切都会使人们对华人的定型偏见有所改观。

房地产界的"总理"任志强:我最不愿捐钱给穷人

网友列出的“全国人民最想打的十人”名单中，他排名第三。他不是资产最多的房地产商，却绝对是招来骂声最多的。别人忙着闷声发大财，他却忙着不停发表高论——尽管板砖横飞，他依然照说不误。他说，“真理不辩不明。”有人称他为房地产界的“总理”，有人说他是“鸡肋”，还有人叫他“任大炮”，他都一一笑纳。

3月2日，在位于北京南礼士路的华远大厦董事长办公室里，头顶已现花白的任志强从满桌的资料和文件中抬起了头，双眉紧锁毫无表情地冲记者点点头，就算是采访的开始。

“他说话不会拐弯”

2月的最后一天，任志强写了《给小潘的第二封回信》(小潘指潘石屹)，然后把文章交给秘书上传到他的博客上。

任志强平时并不怎么打理自己的博客，不过但凡有他在别处发表的文章或观点，秘书觉得可以拿来回答网友疑问的，便会帮他上传到博客上。



这篇回信长5076字，任志强说，他写这篇东西只花了2小时。“这么长的文章我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但专门给博客写还是第一次，这次是因为小潘特地打电话来让我写一篇。”

这篇东西是任志强货真价实“写”出来的。他一直拒绝使用电脑，再长的文章都是提笔而就，然后交给公司打字员录入。任志强称自己手写的速度比打字员录入还快，他觉得用电脑会阻碍他的思维的连贯。

这封信，以及之前任志强给小潘的第一封回信——《小潘的无知》立即成为新一轮的舆论热点。

若以资产而论，任志强的华远地产公司或许进不了京城地产三甲，但近两年来任志强只要一开口说话，江湖上必然是一阵刀光剑影。

2005年1月8日，任志强在“2005宏观经济引导力”论坛上发言说：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

2005年11月，在“2005首届中国地产品牌价值评估与品牌评选活动”论坛上，任志强说：房地产行业就应该暴利；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

2006年2月，在上海举办的房地产论坛上，任志强说：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很正常。

曾有好事者在网上发帖称，在全国人民最想打的人中，任志强排名第三。



在这次讨论中，任志强毫不留情面地批评了他的竞争对手、合作伙伴和私人朋友潘石屹。他用了一个非常直白的标题：《小潘的无知》。

“我这么批评他没什么，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任志强用毋庸置疑的口气告诉记者，小潘是我的学生，他的第一块地就是我卖给他的，那个时候他连什么是“七通一平”(房地产术语，七通指通电、通水等，一平指平整土地——记者注 )还不懂呢。

“他说话就是这样，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潘石屹说起任志强不禁微微苦笑，“其实很多事情他说的都非常有道理，但就是表达方式有问题，让人难以接受。穷人富人这种说法太刺激，很容易伤害到像我这样从甘肃天水出来的穷孩子的自尊心。”

3月4日，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录制现场，任志强和潘石屹面对面。结果滔滔不绝的任志强让潘石屹根本逮不着说话的机会，节目主持窦文涛适时塞给潘石屹一个小铃铛：“你要说话的时候就摇这个铃铛，表示抗议。”潘石屹摇了铃铛，任志强没有理他，继续说——抗议无效。

“任大炮”

业界给任志强起过一个绰号：“任大炮”。他不仅炮轰过小潘，还炮轰媒体。

2005年10月，在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年会的一次圆桌会议上，有记者和任志强谈起“炒房团好不好”的话题，一向坚持认为“炒房有理，炒房无罪”的任志强放出狠话：“我认为市场就是买卖，只要买卖关系是合法的、法律没有禁止就是好的，怎么用炒呢，如果媒体用炒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把媒体杀了。”

这是一句玩笑话，不过的确有记者觉得，采访任志强是一件心理压力巨大的任务。

一位女记者回忆说：“(任志强)谈问题谈的很好，见地深刻，但你必须事先做很多准备，否则会被当面指摘，让你下不了台。”

在华远大厦6楼的董事长办公室见到任志强的时候，明显感觉到眼前这个人的一股“拽”劲。任志强正在满桌资料和文件中埋头写文章。没有寒暄，没有礼节性的笑容，甚至连握手的程序都被省略。直到交换名片时，他才用右手的两个手指夹着一张名片递过来。

在给“小潘”的第二封信中，任志强毫不掩饰自己对媒体的态度：也不管我是在开会还是在工作，记者们都以为自己是老大，媒体的事儿最重要。好像我没有其他的工作，只是为了媒体在活着。

任志强对媒体的不满之处还在于，“媒体根本没有弄清我在说什么，就断章取义地曲解了我的话”。他写道：“几乎更多的媒体都摆出一副如果我不接受采访，他们就会更加变本加厉地曲解我的原意的架子。用任志强拒绝采访来证明我的观点的错误。”

即使是这样，任志强还是忍不住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哪怕被“曲解”，哪怕招来骂声一片。

“说实话的人最可恨，但这社会不能全都说假话。也许你说了真话别人会误会，但你一定要说了，别人才能明白。” 任志强自称网上赞扬他的话从来不看，批评他的话他都会仔细看，有些无理谩骂就置之不理，如果是“确实糊涂”的，他也会回复一下。

“有没有看到过批评得有道理的呢？”记者问。

“没有！”任志强的回答斩钉截铁。



“鸡肋”

任志强一定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只要他认为正确的就要坚持，不管面对的是公众还是领导。据他说，他从在部队开始就是如此。

任志强1969年参军，成为38军的一员。11年的行伍身涯，任志强除荣立下1次二等功和6次三等功外，还落下一个“鸡肋”的绰号。

一次上级要来团里考核，时任参谋的任志强承担了修理靶场的任务。靶场还没有修好，副团长就带着优秀连队来，想临时增加一堂打靶课。任志强不干了：靶场还没有修好，如果今天让你进来打了，明天就要让别的连队来打，最后工期完不成谁来承担责任？他当着一个连战士的面把副团长轰了回去。

一个小参谋竟然这么“拽”，敢把副团长从靶场轰出去，这事引起全团哗然。

任志强认为自己是坚持原则，没任何错误。但团长为此给他起了个绰号：鸡肋。意思是说任志强经常不听领导说话，但在某些方面又的确不错，实在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任志强觉得“鸡肋”这个说法实在适合自己，特地找人把这两字用毛笔大大的写在纸上，贴到宿舍的墙上。结果被团长发现，当场撕掉，还外加上一顿痛骂。

1981年任志强最后一次立功，部队给家里送来喜报，任志强也喜滋滋地向父亲夸耀。父亲非常不屑一顾：你立个破功吹什么，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当了很大的官了。

任志强说他当时被刺激了一下。任志强对自己的性格有了清晰认识，以“鸡肋”性格，他在部队永远也无法超过父亲在战争年代的提升速度，于是他决定离开部队。他也放弃了转业去公检法系统的机会，而是进了青年服务社，开始下海经商。

复员费发了2800元，任志强拿出900元买了辆摩托车。

1984年，任志强进入华远集团，担任人才交流开发公司的经理。第二年，公司盈利，任志强拿到1.6万元的奖金，于是给自己买了一辆二手的丰田小轿车。

无论是摩托车还是小轿车，在那个年代都算是“抖”上天了。任志强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认为这些是为了工作方便。

时至今日，任志强仍然没有改掉“鸡肋”脾气。

2005年8月央行发布《2004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提出了取消期房销售制度的建议。4天后，任志强以华远集团总裁名义发表一封“万言书”——《逻辑混乱的地产报告——央行报告中的疑问》，炮轰央行报告“只知信贷而不懂房地产”，“央行对中国房地产的认识水平太低、太差了。”

“这种话别人都不说，就他一定要说，说出来实在是得罪人。他的缺点就是太耿了，只要他认定正确的事，他就一定要坚持。”任志强的同事很担心他的脾气。

“他把谁都得罪了，以后不要说我认识他。”潘石屹哈哈笑着打趣。

地产界的“总理”

京城房地产界对任志强有一个称呼——房地产界的“总理”，意思是说他管的都是总理才应该管的事儿。对这个称呼，任志强坦然接受。

外人都以为这个说法是潘石屹提出来的，其实是万通集团的总裁冯仑，他还给任志强下三个定义：“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把自己的事不当事，没事找事。”

任志强的办公桌上堆放着满满的书籍、资料和文件，几乎可以将坐在椅子上的主人淹没。从2004年房地产宏观调控以来，任志强先后在这里写了3次万言书，还有中央部委点名要他参加的座谈会讲稿，皆是亲力所为，无人代笔。

任志强对政策研究极其热衷。他研究业权、担保制度，并在华远公司率先推行。

“我们所做的事情，表面看来是一个公司行为，但是一旦形成以后，就可能对中国今后几十年产生重大影响。”

国务院去年以文件的形式推出担保制度，任志强认为华远起的恰恰是表率和推动作用，“今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它都会延续下去，物权法都要引用它；再如业权，今天看来业权还没有被大家认识，但是几年以后，很可能就变成一个法律。”

这些都是超出房地产项目的问题，被任志强认为是自己的事业，是“乐趣的重要部分”。

中国住宅产业商会的《中国住宅》主编钟彬对任志强的评价是，“像个政治家的房地产商”。

“我最不愿捐钱给穷人”

任志强提出“穷人富人论”之后，有人攻击他是开发商这个最有钱群体的代言人，不关心穷人。

“我有四重身份，每重身份做的事都不一样，一般人根本搞不清这里面的关系。”任志强解释说。

第一重身份是华远集团的总裁。“华远集团是国有企业，我要对国家负责，集团的钱不能说想捐给谁就捐给谁，这要国家同意，比如SARS时国家说捐100万我们就捐100万，没得说。”

第二重身份是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要求我对公司的股东负责。这两年大大小小捐了不少钱，大多是以这个身份捐的。”

第三重身份是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的轮值主席。“这个位置上我就要代表房地产商，就要为行业说话。”

第四重身份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我在这重身份上就是为穷人说话。我提出房地产担保制度就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着想；前两年首都机场过路费从10元提到15元，我第一个提案反对，后来又重新降回了10元。”

“但我最不愿捐钱给穷人。”任志强初中没毕业就被分到陕西延安县插队。1999年任志强和当年插队的队友一起回到延安县，发现当地仍跟以前一样贫穷，曾住过的窑洞塌了一半，窗棂上还留着当年贴过的报纸的痕迹。

任志强以个人名义给村里捐了10万元，又让当地武装部挑了40多个文化水平相对好一点的村民，把他们带到京郊的一个别墅区当保安、园丁。

结果一年没到头，这几十个人几乎都跑光了。接着，任志强又听说，村里并没有收到那笔捐款，钱到了县扶贫办就不知去向。

京郊的门头沟一所小学说要建学校，华远公司主动捐了20万。后来校长来想要40万，因为盖学校花了120万。任志强一怒之下一分钱也不给了，盖一所小学哪里要用120万那么豪华？

“我们不愿意把钱捐给个人。这种输血式的把钱直接捐给穷人只能帮助到几个人，我们更愿意把钱捐给扶贫基金，因为扶贫基金不是一对一的，它能够创造更多的产值，能够通过培养一个孩子拉动十个孩子。”任志强在去年一年就捐助了17 个基金。

“如果你说的‘不愿给穷人捐款’这句话出现在报纸上，恐怕你又要挨骂了。”记者对任志强说。

任志强听了却毫无反应。

冷面总裁

任给有些记者留下这样的印象：“他看起来很凶，呃，从来没见他笑过。”

华远集团的员工们很少能见到任志强的笑容。即使是在电梯间里和他打招呼，他也常常若有所思地置之不理，或者冷冷地“嗯”上一声算作答复。一位跟随任志强11年的员工说，从来没有从任总嘴里听到一句直接赞扬的话。

任志强解释是：“工作时间嬉皮笑脸怎么行？一个董事长得维持形象。夸奖一定要放在嘴上么？我给他们发了奖金，这难道不是夸奖？”

一位跟随任志强近20年的华远老员工说，其实任对于员工是非常宽容的，虽然做事风格果断利落雷厉风行，却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暴躁。他也会批评手下，但绝对就事论事，不会针对个人。“这么多年来没有见到他把谁说哭过。”

几年前一个女员工工作上出现失误，年底时人事部门决定不再和她续约。有人告诉她直接去找任志强，这个人吃软不吃硬，你掉几滴眼泪他一准心软。这个女员工一试之下果然如此。

SARS期间，任志强安排公司为每名员工发口罩、消毒水、中药、利巴韦林、核酪、打增强免疫力的“胸腺肽”，人均费用高达1300元，超出大多数公司的标准。利巴韦林是香港用作SARS治疗的药品，当时供应非常紧张，任通过多方联系，不声不响地将药订了下来。

与任志强共事18年的华远公司财务总监袁绍华说，2001年企业分家的时候，许多员工宁愿拿着比以前少30％的薪水，也要跟着任志强去新公司。

任志强平均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他的日程常要以一刻钟为单位来安排。他除了要处理企业事务外，还要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任志强的秘书说，他非常守时。公司早上8：30上班，只要不在外面开会，任志强总准时到办公室，从不迟到。

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的邀请时，任志强只留了半个小时的空档。秘书提醒他可能不够，“他们的节目播出只要十几分钟就够了。”任满不在乎地说。

任志强用的手机是一款市面上已经找不到的摩托罗拉A388，手机外壳已经磨得斑驳不堪，这款2001年上市的产品现在的价格可能不会超过1200元。

任志强不喜欢穿西装。曾有记者看到任志强参加一个房地产商的聚会，别人都是正装出席，只有他穿了一套休闲装。

“我平时不喜欢穿得特别正式！坐也不能坐，站也不能站。”在任志强看来，穿西装与开奔驰都是工作需要，“不然谁给你投资？”

读书、桥牌、女儿

任志强办公室有一面书橱，里面装着古今中外各行各业的书。任自称从十几年前就给自己定下规矩，每天最少要读6 万字的书，一直坚持到今天，只不过现在一部分读书任务被阅读文件和材料所代替，但对任来说这同样是获取信息。

任志强去年坐飞机168次，飞机上的时间被用来阅读大量书籍，任志强说他读书速度快，一本20多万字的经济学着作快则4个小时，慢则半天一天就能看完。“我不是走马观花的看，我一边看一边做标注。”他翻开一本刚刚看完的书，几乎每一页都有铅笔勾画的痕迹。“其实你读过的书越多，就会看得越快。”

任志强随便抽出一本《1998年统计年鉴》，翻开一页指到国家统计局关于国内收入阶层划分的依据，这就是“商品房是给富人盖的”这一说法的来源。任的手上有16个国家的房地产数据资料，还有小到国内某县级市的房地产资料，潘石屹想不起哪个数据的时候就会给任志强打电话，很快任就会查出这个数据以及来源出处。有人听过任志强的演讲，据说连续讲三个小时不用讲稿，所有数据、条文不会出一点错。

财务总监袁绍华对任志强的记忆力非常佩服：“经常是几年前的一个数据，他都能立即告诉你是哪一年哪一份文件里的，连文号是多少他都记得。”

《安家》杂志主编刘文斌说，任的文章里大量引用的数据和政策条文都有现实出处，非常具备说服力，这是某些专家都没有的。

任志强喜欢桥牌，华远公司赞助了北京市所有的群众性桥牌比赛。但他偶尔也会在午休的时候和同事打上两把拖拉机，据说牌不好的时候会闷声不响，打赢了的话也会得意得哈哈大笑。

任志强在自己写的《任人评说》一书中这样记录了他50岁生日时的感受：“十几年的军旅生活使我有了强壮的体魄和坚强的性格。也许所有的员工都只看到了我严厉的一面……古语曰‘男儿有泪不轻弹’……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则在于他们无法在家人和下属面前流泪。”

任志强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个规划。“也许3年后我就退休了，不再管企业的具体事务；再过几年真正退休时就开个幼儿园。受孩子影响，自己可以活得更长些，变得更年轻些。”

任志强摆满文件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女儿的照片。女儿今年10岁，在上寄宿学校，只有周末回家。而任志强周末时间大部分在出差，所以一两个月才能见到女儿一面。“从她出生就是这样了，她也已经习惯了。但我只要有空，一定会去陪她。”只有在说到女儿的时候，任志强的眼中才闪过一丝难得一见的温柔。

李肇星记者会答问妙语录 幽默博得掌声一片

新华网消息 3月7日（星期二）下午15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就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外交政策答中外记者问。李外长幽默睿智的回答激起阵阵掌声和笑声，我们选取其中的部分妙语以飨读者。

　　如果两个国家，特别是两个大国，什么东西都完全一样，一模一样，这个世界也就太单调了，我看有好多记者可能就失业了。

　　对不起，我没有听清楚，你是来自哪个国家，代表哪家报纸？……按人均计算，中国人均的军费大概是你所来的那个国家人均军费的1/77。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国不在大，热爱和平、主持公道就好。

　我也发现你的中文越来越好。

　　你说中国的中东问题政策好像不那么清楚，我估计有可能是因为你在听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讲话的时候在忙别的什么事情。

　　一位德国官员告诉我，德国人也不能理解，日本的领导怎么能干这种事，这种傻事，不合道德的事，这是德国人说的。他们说
二战之后，没有哪个德国领导人还对希特勒或者纳粹分子表示崇拜。

　　一位美国官员告诉我，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1941年12月7号所发生的事情。

　　你可能知道，美国好多人家庆祝圣诞节用的圣诞树也是中国人工制造的，这也有利于美国的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

　　美国除了波音飞机之外，只愿意卖给中国像刚才说到的大豆、棉花，还有加利福尼亚葡萄酒、佛罗里达柑桔等，有一些更加值钱的东西，他们不卖，他们说那是高技术含量的，甚至是军民两用的。

　　实际上，很难说得清楚什么叫军用，什么叫民用。比如说这杯茶，我和姜主任喝了就是民用，那要是当兵的喝了就是军用？说得清楚吗？

　　实际上，我们也是侵权现象的受害者，我们特别重视
知识产权的保护，这应该是中美两国进行合作和交流的一个共同点。

　　我不由得想起不久前逝世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巴金先生的一段话，这位活了101岁的老人如此深情地说："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诗人外长与记者面对面 难得一露“铁汉”柔情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07日19:23 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三月七日电 题：诗人外长的“铁骨柔情”

　　中新社记者 李静

　　中国外长李肇星素以“强硬”的外交风格闻名，又因其文才出众被冠以“诗人”称号。这位“身经百战”的外交官七日与数百中外记者面对面时，难得一露“铁汉”的柔情。

　　“不要把什么问题都政治化”

　　“中国的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任何威胁，相反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创造着越来越多的机遇。”对路透社记者关于“中国威胁论”的提问，李肇星一如往常回答得干脆利落。

　　“美国朋友抱怨说他们同中国双边贸易赤字太大，但他们除了
波音飞机之外，只愿意卖给中国大豆、棉花和加利福尼亚
葡萄酒，更有价值的东西就不卖了，他们说那是高技术含量，是军民两用。”

　　中国外长端起杯子反问道：“这杯茶，我喝了那就算民用，当兵的喝了呢，就算军用，你说得清楚什么是民用，什么是军用吗？”众皆莞尔。

　　李肇星于是“乘胜追击”：“有些时候不要把什么问题都政治化，还要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办事才好。而且中方并不追求贸易顺差，我们愿意采取或者继续采取积极措施，来逐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

　　“这可是德国人说的”

　　对于中日关系问题，中国的立场十分明确。当日本NHK记者再度将此“难题”交给李肇星时，这位资深的外交官又一次显露了他的机智和风趣。

　　“中日是近邻，中国人民愿意同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随后，他话锋一转，“现在中日政治关系面临困难的症结是日本个别领导人至今仍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不仅中国人民不能接受日本现任领导人到现在还崇拜甲级战犯，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也都不能接受。”

　　当记者们以为相关的表态到此为止时，李肇星却开始讲起了“故事”：“德国人不能理解，日本的领导人怎么能干这种事，这种傻事，不合道德的事。”他特地强调：“这可是德国人说的！”

　　李肇星还列举了美国珍珠港的“经典案例”，嘱咐日本记者“一定要把这些信息转告你的读者”。

　　“每个人都只有一个祖国”

　　有台湾记者问，最近宣布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李外长怎么看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李肇星先是继续其一贯的“强硬”，表示台湾当局领导人强行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是走向“台独”的危险一步。我们将高度警惕事态发展，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

　　但这位诗人外长此时也想起了不久前去世的巴金老人的一段深情话语----“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念到这里，外长摘了眼镜，声音也有些哽咽，语气却依然坚定：“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位母亲，也只有一个祖国，让我们共同努力，捍卫自己祖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尊严，坚决反对任何分裂活动！

美女总经理的"虚荣人生":让人生履历表尽量地长

　“请问你对‘人生很漫长，我们要尽力保持履历表简短’这句话有什么看法？”

　　“我不知道这是哪一位哲人说的话，我尊重哲人，但也只能承认我的想法恰好相反：人生太短，要让我们的履历表尽量地长。”

　　2003年9月加入麦肯锡公司总部的纽约办公室，她曾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司包括全球领先的巨型媒体、商业信息服务、电影及医药等公司，咨询范围包括成长战略、全球战略、企业价值评估、进入新市场战略和兼并后整合等等。

　　在加入麦肯锡前，曾担任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主持人。

　　有时候必须要承认，写得再辉煌的履历表也比不上真人身上某一个瞬间打动人。

　　陈晓薇的履历表称得上“辉煌”：15岁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26岁时得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28岁进入中央电视台，之后做了五年主持人，主持过包括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国庆五十周年大典、2001上海APEC会议等活动的中英文直播，采访过无数许多政界要人，如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创始人泰德·特纳（Ted Turner）和雅虎公司创办人之一的杨致远（Jerry Yang）；之后是在美国麦肯锡纽约总部任媒体及医药行业咨询顾问；现在是中华网总经理。


陈晓薇　现为中华网总经理

　　但与真人陈晓薇接触过之后，就逐渐地将这张履历表过滤掉，因为她身上有更多比它更打动人的东西。

　　虚荣，但是可以成为动力

　　第一次见她，身形是意料之外的娇小，声音是意料之外的圆润轻柔，以至于忍不住问陪同她的工作人员：“你们陈总在办公室里讲话都是这么温柔吗？”陈晓薇微笑起来——她的任何举动都带有一种节制的分寸感，“你还是第一个说我温柔的人。”这时服务员请她点单，她要了一杯胡萝卜汁，然后语调低缓而坚决地注视着服务生说：“不要加糖，一点点都不要。” 这么一个小插曲，正好回答了我刚才的问题：温柔的只是她的声音，事实上她很严格、严厉，说话很直接、明确。

　　“坦白说，从小时候起我就是一个虚荣的女孩子，希望别人看到我的聪明。所以尽管很喜欢文学，但我还是选择了理科。因为那个时代，人们普遍认为聪明的孩子学理科。”

　　话题当然绕不过她的少年班经历，她的“学习经历”实在令人好奇，但也没有想到陈晓薇的回答是以“虚荣”开场，更没有想到她从小学到高中连跳四级的原因是因为身体不好。

　　陈晓薇生下来时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医生说如果不开刀，她活不过20岁。从小，她的父母就为这个“开刀”准备着：胸腔手术之后要在家至少静养一年， 不能上学，那这一年就会影响她的功课。因为有这担心，陈晓薇就开始跳级，为心脏手术做准备。跳了一级之后，功课不仅没有拉下，反而在班上挺领先的，妈妈说那就再跳。这样左跳一级、右跳一级，跳了四级，到后来心脏却也奇迹般地好了。

　　这时，15岁的她就要面临考大学的问题了。“人家都说中科大少年班难考。既然这么多人说难，那我就偏要去考考看。”在少年班的第四年，她又考去美国匹兹堡大学，得到了分子遗传和生化专业博士学位之后，又去加利福尼亚大学从事人类学博士后研究，连续两年获得美国政府研究基金奖，在她周围，只有她一个人得这个奖，人人都承认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陈晓薇就像一个争奇好胜的小女孩，拼着一股劲冲上山头顶峰之后，对占山为王反而丝毫没有兴趣。

　　“其实我跟科学，就像指腹为婚的一对夫妻一样，谁都不爱谁。我在实验室时，天天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劳动，做不喜欢的事，包括刷试管、洗烧杯，就像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丈夫倒洗脚水似的。”她给妈妈写了一封长信，“当我打开抽屉，觉得除了一张毕业文凭和一张结婚证书以外，其余的都是废纸。”

　　她觉得，应该去走走那条她自己一直喜欢的路了。



　　成家，但有自己的呼吸空间

　　看陈晓薇的履历表，感觉她应该是“先立业后成家”的那类人，但她在22岁时就结婚了。

　　“只有他愿意娶我，我就嫁给她了。”陈晓薇带着点少见的玩笑口吻说。过后，又很认真地解释：“他是一个内心很纯净的男人，他愿意给我很多呼吸的空间，属于自己的空间。比如，我当时要回北京工作。”

　　陈晓薇决定跟那些博士title、科学研究分道扬镳之后，选择了回北京，在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外语部做一名幕后记者，没有正式身份，只算是临时工。作为一个归国人员、临时工，她没有机会在央视做出镜记者，更别提做主持人了，但陈晓薇改变了这个规则，最终有了一档属于自己的访谈节目 “Sunday Topics”，访谈过无数世界要人，最出名的是她对克林顿的采访，以及那个著名的问题：“您认为您的工作和江主席的相比，哪一个更困难？。”

　　采访陈晓薇的这一段主持人经历，仿佛有些难以进行，她好像很不在意这些旁人看着很耀眼的光环，很多细节都是由旁边的工作人员补充的，她仿佛更在意什么事情没有做好，比如她记得大三的时候参加全国英语演讲比赛自己没有拿到一等奖。

　　或许在陈晓薇眼里，人生没有大到需要铭刻的挫折，也没有值得她停滞不前的过去，她所说的也不过是一些小而又小的瞬间。并非说她的人生就比别人的更一帆风顺、没有挫折，而是，于她而言，生命中的那些挫折都只是通往梦想之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是那样，又何必念念不忘呢？

　　做完建国50周年的直播之后，陈晓薇结束了在央视的节目回美国，因为她怀孕了。从她回国的第二年开始，几乎每次打电话或见面，他丈夫就不停地表示希望她能回美国。“分开这么久他其实非常不情愿，但他尊重我的意志，理解我的向往和信念，在这点上，他又是支持我的。我在北京工作三个星期，做六期节目，然后回美国跟他呆三两个星期再来北京，这样一直拖了两年，每拖一次就觉得欠他很多，所以我还是决定先回去。婚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夫妻之间应该互相有理解、有让步。但更大的触动，是有一次回美国探亲，他去上班了，我看到音响里有一张CD，就随手放了一下，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女声，唱出来的是：‘Jesse，come home，这里非常孤独’。我就想当他一个人听这首歌时，会是什么感觉，我觉得自己欠他太多。”

　　生了女儿之后，陈晓薇在美国自己做了一段时间的媒体公司，然后发现养女儿是一件很需要钱的事。“在我生女儿之前，我做事完全凭兴趣，是一个对物质没有什么要求的人，只要能生活就足够了。有了女儿之后，我发现原来孩子穿衣、吃饭、受教育……什么都是要花钱的。”于是，她进了麦肯锡纽约总部办公室做consultant。





　　简单，但是最适合自己

　　很难说陈晓薇是保守的人还是很开放的人。如果只看她的履历表，也许会很容易就做出判断——她是一个开放而勇于尝试的人，她经历过这么多种职业角色：科学家、主持人、管理顾问和IT公司总经理。当和她面对面地交流，又发现她很固守自己的某种风格。她这么多年来只找一个人做头发，包括她在美国的时候，也要留着头发回北京找这个发型师来修整；她有固定的化妆师，我们提出想让她尝试新的化妆师时，尽管她同意了，但希望事先试妆。试妆时，她很有礼貌但很直接地对化妆师说“我喜欢这样”、“对不起，我觉得这不是太适合我”；试衣服，她也会很明确地表示：“我非常喜欢这件”、“好的，我想我可以尝试一下这件”，依旧是用她很温柔但很肯定的语调说出来：“我觉得简单的风格最适合我。”

　　在麦肯锡的工作经历，彻底地扭转了她的人生方向。“之前做科学研究、做媒体，商业这个词根本就没和我沾过边。进入麦肯锡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学会了用商业的思维去做事。其中最有用的就是寻找差异化，别在一个已经足够拥挤的市场里拼死拼活做第一，要另外寻找一条路，大家一起在不同的路上做各自的第一。”

　　2005年6月，陈晓薇加入中华网，做一名职业经理人，给中华网找到不同于其他门户网站的另一条路，让这个中国互联网行业第一个在Nasdaq上市的公司在7年后重新做第一。

　　陈晓薇对她当时决定到中华网工作、很多人认为这很冒险的说法这样回应：“中华网拥有更多的机会，我喜欢到有挑战的地方工作，我喜欢不停地学习新东西、接受新挑战。从这种角度来讲，我又觉得我选择的是最不冒险的。是，我是很执著，我一直执著于让自己随时学习新东西。”

　　她还有另外一件一直坚持在做的事情——让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叫她“晓薇“，而不是“陈总”。事实上，经历过这么多职业角色，“晓薇”这个称呼一直都是她最喜欢的，“这样我才觉得是我。一开始公司里人人都叫我陈总，我都会错愕地回头看一下、想一下。但我没有直接对他们说不要叫我陈总、叫我晓薇。我在写给他们的每一封E-mail、发的每一条短信结尾都会署上‘晓薇’，希望他们能够潜移默化地被改变，叫我晓薇。”

　　在几天拍摄采访期间，工作人员好几次提到晓薇的“夏威夷行程”，希望能在之前把所有的采访、拍摄、确认等工作完成。晓薇自己大方地解释：“这是我和丈夫、女儿的私人假期，我在这段时间里不会看电脑、不会开手机。”“那你能放得下工作吗？”“当然可以。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可以完全不想丈夫和孩子，这个说法听上去有点残忍，但这也意味着我能做到完全把工作抛在一边地与家人度假，我喜欢这样纯粹地安排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