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语消失的最后一瞬:世界上已没有活满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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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

满语消失的最后一瞬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李海鹏 发自齐齐哈尔

　　“满语它没了就没了呗！”孟宪连抱持着农民式的真理，“这世上啥玩意不得没呢？”

　　作为满族文化的最后遗存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三家子屯真正在日常生活中仍以满语为首选语言的老人不过3位，而且都已经年过八旬。他们去世之时也就是满语退出历史舞台之日。世界上将再没有活的满语存在。

　　1．伊兰包托克索——三家子

　　这样一个植根于满族传统的村屯如今并不多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其汉化的程度。

　世界上最后15个以满语为母语的人都已经老了，住在齐齐哈尔市远郊的一个以玉米和奶牛为营生的屯子里。早年间它叫伊兰包托克索，现在叫三家子。

　　屯外沃野千里，并无山河阻隔，村民们的生活却闭塞孤独。通过仅能接收到的三个电视频道，老人们能看到《康熙大帝》和《雍正王朝》一类的清宫戏。这使得他们对于大清帝国往事的认识跟一般由电视机陪伴度过晚上的汉族人并无二致：净是些老早年儿的、皇上福晋的、可资消遣的传奇故事，跟咱自家扯不上什么关系。对于本民族史上最被神圣化的人物努尔哈赤大汗，“老罕王”，他们也不怎么推崇，有的个性直爽的老头儿甚至要摇一摇头撇一撇嘴。他们打心眼儿里佩服的是毛泽东。

　　建屯318年以来，三家子屯一直是一个疏离于时代的村庄。早先，它的疏离是典型性的，屯中的满族家庭都在八旗的军事序列之中，在火器时代里学习骑射并每年两次到齐齐哈尔接受检阅。如今的疏离则具有边缘化的色彩，它的全部的非农业经济就是两家小卖店、两家只有本屯男人光顾的饭店和一辆乡村大巴。

　　在五十年前，整个中国已经忙于“工业化”了，三家子屯的人们甚至还对耕种技术不甚了了。陶青兰的印象是：“种地不精。”她62岁，是15位说满语者中的汉语说得比较好的一个。直到那时屯中居民还未习惯农业生活，要种黄米，就拿些种子心不在焉地随手一撒。他们还种些大豆、荞麦，一概收成欠佳，惟一丰产的是他们每个人日常需要又不劳烦太多人力的黄烟。


最后的满语老人和年轻的满语教师石君广。



15个满族老人之一陶云庆是乡村满语教师石君广的舅爷，“满族话打从咱这社会一来就不行了。老中华国那会儿的长辈翻得还行，还想捡？捡不回来啦。”



7月的一个下午，屯子里的年轻人正在嫩江江汊上打鱼。屯中的老人们都记得，“以前鱼大”，如今，却只有一些竹签般的小鱼坚硬地钉在他们的渔网上。



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听到的一堂满语课。



满语老师石君广所能够讲述出的快乐是在书写满族文字时手腕感受到那曲线的柔滑


　　当来自山东的汉族人在1970年代大批迁来的时候，屯中的满族人开始面临一系列程度较浅的困境，首先是耕种技术上的，其次则是文化上的。“满族人大大咧咧，粗，不会过日子，拿土地不当回事。”陶青兰评价说，“房前屋后、荒地，汉族人逮着机会就稍微占点儿。满族人有钱就花，想吃想喝，攒不下钱。汉族人节俭，在嘴头儿上省，天长日久，过得就好了。”

　　屯中人尤其是陶家人，更愿意去打鱼而非耕作。打鱼是典型的满族传统生产方式。历史上的满族牧猪，也为了打仗而牧马，但从生计角度来说并非“半游牧民族”而是典型的渔猎民族，未脱初民的攫取经济形态。屯中的老人们亦都记得，“以前鱼大”，随便拿根渔叉就能叉上来好多三十多斤重的鲤鱼。陶家人尤擅此道。那时候的鱼不值钱，又没人买，只好不胜其烦地“成天炖鱼吃”。

　　打鱼的习惯延续至今。在夏天的早晨，仍可看到有村民在屯外的河汊里捉到了鱼，装在小塑料袋里提回来。上去问问，多半姓陶。只是，如今只有“鱼崽子”，托胡鲁哈喇氏的后人们看上去怏怏不乐。

　　“托胡鲁哈喇”即为满族“陶”姓的前身。三家子屯在建屯之初共有三姓，分别为计、孟、陶。计姓的前身为“计不出哈喇”，孟氏的前身为“摩勒吉勒哈喇”。在本屯的历史中，除清朝前期“当兵吃粮”外，三家各有传统性的生计：计氏牧牛马，孟氏编筐，陶氏捕鱼。

　　这样一个植根于满族传统的村屯如今并不多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其汉化的程度。

　　你甚至不能把这里看作是一个满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保留地”。没有多少保留下来的东西了。在15个以满语为母语的老人当中，说得相对娴熟的又只有3人，而他们的满语水准亦不及祖辈的“一半儿”。

　　三家子屯小学是全国惟一一所满语小学，齐齐哈尔市和富裕县为之投资超过百万元，学校中一块不常挂起的满语牌匾和几幅写有满文的书法作品，就是全屯仅有的满语文字。学校专辟了一间教室用于“满族传统展览”，可是在全屯尽力收罗器物，却只得到寥寥几件：一柄渔叉，一只渔筐，一架纺车，一小堆儿“嘎拉哈”——猪或羊的膝骨，满族女孩的传统玩具。

　　满族崇尚的男子气概，向来指向从不畏惧使用武力的“巴图鲁”——借自蒙语的“勇士”。而如今呢，在如此讲究实用的生活当中，拳头再大的莽夫也只有无能的力量。陶青兰说：“谁有钱谁就横了。”

　　2．集体记忆的遗忘

　　满族的集体记忆在几百年间一直不断地流失着。即便是屯子里最老的满族老太太，比如91岁的陶云，其实也未曾有过哪怕一天真正的满族生活。

　　三家子屯最有价值的一件“文物”，是陶家的一幅记载祖先原籍的中堂，中堂上书有殿堂，用满文写有“自长白山苏格利河宁古塔远来”。这段文字证明了三家子屯中计、孟、陶三姓曾是清初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麾下水师营的水兵下属，依据文献可查，早前曾抗击侵来的俄罗斯军队，亦曾驻扎在齐齐哈尔。

　　祖先们的那段迁徙经历之于三家子屯，恰如奥德修斯的旅程之于希腊，形成了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76岁的孟宪连当过团支部书记、村长，多少有点儿文化，可是还对其中的一个传说坚信不疑。当我们笑起来并表示无法相信的时候，他双眼圆睁，整个身体坐着蹦向炕里，以示他多么震惊。

　　“老祖宗们都是踩着狗鱼过来的，”他以陈述亲眼所见之事的口吻说，“那时候船还没发明呢。”

　　事实上，这一类传说恰好是三家子屯未被遗忘的极少数满族文化痕迹之一，仅仅藏在少数老人们的头脑之中。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满族文化结构在这里都已是明日黄花。索伦杆、影壁，已于五十年前消失。吃狗肉仍然是禁忌，可也有人不在乎了。

　　当村民们热衷于新式房屋时，他们取消了西窗，而那是满族传统房屋中专门用于崇祀祖先的地方。传统的土垒房屋只有贫穷的老年人才会居住。老人们早就发现，有的新房子里甚至连“维奇波克顺”，也就是门槛，都不要了。

　　15个满语者都超过了60岁，远离着年轻人的沸腾新世界。可是他们不能在与世隔绝中保存记忆。年迈使他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威胁：遗忘。在7月的接连几天，一个又一个老人坐在南方周末记者面前不胜苦恼：“岁数大了，忘性大，记不住了，你们要是早几年来兴许还行。”

　　可是，遗忘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早在这些老人年轻时候就开始了，甚至在他们没有出生、大清国的皇帝还登基坐殿、满语还是一个3亿人口的国家的官方语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满族的集体记忆在几百年间一直不断地流失着。即便是屯子里最老的满族老太太，比如91岁的陶云，其实也未曾有过哪怕一天真正的满族生活。在被问到可曾听过萨满歌曲时，她的回答是：“满族没歌。”

　　这位昔日的满族女孩从来没有机会聆听优美的《家神调》，即便她出生在“活化石”三家子屯：“我们在那暗楼上，向神请求，把那旧时光悄悄带走，带来新岁月。”也从没听过《海清河晏》，如何嘹亮地炫耀着大清国的文治武功和道德威严：“海清河晏，花村犬不喧，讲武训戎旃，幕府多雄健。”

　　也许只有汉族人才会对此丝毫不感惊讶。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历史经验：汉族像庄子所言之柔弱的舌头般长存，不能抵御虎狼之邦，却有同化的伟力；那些入侵的民族总是短暂地占有江山，却将永久性地失去自我。

　　三家子屯的老人们很少对满语的即将消失表示痛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经过着粗粝的生活，亦形成了粗粝的想法。“满语它没了就∶∶没了呗！”孟宪连抱持着农民式的真理，“这世上啥玩意不得没呢？”

　　他是“日本鬼子进来那年生的”，小时候说满语，12岁起就给人放猪。到伪满洲国时期，念了一年零两个月的书，“溥仪当皇上，净叫学日语。”15岁日本鬼子走了。听说苏联兵来了，接着共产党就来了。土改时屯子里打死了两个地主，是哥俩儿。哥哥是枪毙的，弟弟是棒子打死的。那时候孟宪连不觉得打死两个人怎么着，“不心疼那个”，现在一想，“不忍心”。其实屯子里才几十户人，都是“翻”话的亲戚——在屯子里，说汉语叫“说”，说满语叫“翻”。再往后翻满语的人越来越少了，他的满话也越忘越多。如今他的人生观落到了“知足常乐”上头。

　　每年过年，他都要给西窗边的“太太”烧上一炷香，祈福道谢。可是，他已经忘了这个“太太”是谁。

　　在三家子屯，对于这个画像上的女人是谁，已经遗忘了很多代了。满学家金启孮在《梅园集》中记载了晚近时代满族人对于“太太”的信仰，并认为“太太”这个叫法本身是“可笑”的。“太太”本是萨满，即满族的古老信仰萨满教中的祭司，有通灵等各种神通，通常由女性担当。如今，满族人普遍在汉化过程中遗忘了她的身份，常常模棱两可地说成“女性祖先”。

　　孟宪连的生活比较困顿，儿子又在去年患了重病，经久未愈。春节时，他给“太太”鞠了一个躬，却只是说：“一年了，没什么那啥的，感谢您老太太保佑，这一年顺顺当当，挺好！”

　　3．自满族以来

　　在“扩族则亡族，不扩族则亡国”的两难选择当中，皇室在两种威胁中间走钢丝，全靠即兴式的灵活来保持险象环生的平衡。这可以解释清朝政府的政策为何总是彼此矛盾。

　　满学学者们更愿意使用一个略嫌冗长的词汇“满族共同体”，指称通常所说的满族，即满洲族。

　　“真正”的满族人其实少之又少，近于无迹可寻。若以这个民族的最初的核心组成部分即“建州女真”为标准衡量，今日的满族人中的符合者将百无其一。美国学者欧立德并不认为满族是一个基于血统的民族：“从满族这个名字确立的那一天起，它就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民族名称。”

　　满族人曾经是如此之少，以致在他们赢得了对明军的萨尔浒大战之后，亲明的蒙古林丹汗仍旧在信中如此嘲讽地问候努尔哈赤：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英明皇帝安宁无恙耶？

　　没有任何东西曾像人口一样被满族贵族视为珍宝。努尔哈赤，这位曾经担任明国的指挥使的高度汉化的后金君主，曾经一再对将领们申明自己的战略：战争的首要目的不是攻城略地和抢夺财富，而是夺取人口。他的儿子皇太极则用一个更政治化的方法达到了扩大族群的目的。1635年，皇太极废除“诸申”的族号，改称“满洲”，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蒙古、朝鲜、汉、呼尔哈、索伦等多个民族的人口从此被纳入同一族名之下，满族自此形成。

　　作为血统最为“纯正”的组成部分，建州女真人被称为“佛满洲”，其他人则被称为“依彻满洲”。

　　三家子屯中的计、孟、陶三姓均来自满族的发祥地长白山，饶是如此，也只有计姓属于“佛满洲”。

　　在满学学者们看来，在满族迅速膨胀的过程中，它的汉化而且有知识的领导者也曾觉察到一丝未来的阴影。鲍明在其著作《满族的文化模式——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中写道：皇太极既想夺取全国政权，又不愿入关，因为想要避免辽金元入关后本族人汉化的后果。不过，一家之私欲最终超越了这一切。1639年7月，皇太极终于在一封致崇祯皇帝的信中，提出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每临变乱便永劫回归的问题：“自古天下非一姓所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

　　5年后，顺治登上了龙廷。一个真正的难题开始摆到了满族贵族面前。此时的满族人口仍然不过30万而已，如此微小的力量显然无法统御中国。在“扩族则亡族，不扩族则亡国”的两难选择当中，皇室制定的是一个利益最大化同时也是必然失败的策略：在两种威胁中间走钢丝，全靠即兴式的灵活来保持险象环生的平衡。

　　这可以解释清朝政府的政策为何总是彼此矛盾。在清代，降民、俘虏、投奔者，无论何种民族，都被满族贵族编入八旗牛录，后来每旗又分设满蒙汉固山，使得八旗变为了二十四固山，又设内务府“内三旗”，导致满族像滚雪球般膨胀，至清朝中期已经达到600万人。另一方面，满汉通婚却被禁止。对于东北，政府忽而设置柳条边禁止汉人迁入（记者注：在辽宁和内蒙古修建的一道壕沟，沿壕植柳，称“柳条边”），忽而又开禁以充实边陲。清皇室既以武力推行剃发易服，强令汉人作满人装扮，又承袭了汉族的地主－文官制度。既以儒学正统的继承人自居，又屡兴文字狱，将历朝历代文人直言敢谏的传统彻底摧毁。

　　其结果是，汉族文化和满族文化中的活力都泯灭了，被保留下来的是最适宜忍受强权统治的部分。至晚清，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曾经勇武无匹的满族武官几乎成了怕死鬼的代名词，如孟森《清史讲义》所说“满族贵勋无一成材”，汉族名臣们虽勉力支撑，却难免被后人讥为奴性十足。

　　甚至在清朝最强盛的时代，“族”与“国”的两种危险就都已经迫近。乾嘉年间，北京的很多满族人已经不会满语。乾隆四十年，满族官员果尔敏竟然听不懂皇帝的满语，更令皇帝震惊的是，此人来自盛京。盛京将军琳宁亦不擅满语，写一份报告本地并无蝗虫的简单奏折亦全用汉语，乾隆予以痛斥，却不能改变满语日渐衰微的现实。另一方面，白莲教等以宗教名义聚集起来的农民不时起义，而“华夷之辨”，又始终都是任何一股反对势力的道义根基。

　　到1840年，如何保护满文化不被汉文化吞没已经不再是个值得关心的问题——整个中国尚不知前途何在。满文很快就在官方公文中消失了，因为随后掌权的慈禧太后本人竟也不懂满文。

　　这一期间，三家子屯中的八旗士兵越来越多地被调出作战。仅据屯中的《唐氏家谱》记载，1858年曾有士兵随僧格林沁于津沽一带阻击英法联军，1894年甲午之战还有士兵在伊克唐阿部下保卫过奉天。可是，鲜血换回的只是耻辱，再也没有人能够捍卫这个沙堡般的帝国了。

　　1911年，“戍卒叫，函谷举”，人数寥寥的武昌新兵彻底了结了满族贵族们268年的无解难题。

　　可是，满语已经用一种静悄悄的方式改变了汉文化，很可能也是永久性的。东北话和北京话中的满音是如此之多，以致以它们为基础确定的普通话被一些语言学家称为“满式汉语”。举凡普通话中的近代出现词汇如“马虎”、“邋遢”等等，多有满语的借音。这种语言如此拙于思辩，却又如此灵活而深入人心，使得写作这种“满式汉语”的满族作家们比南方的汉族作家更容易获得成功。同样的还有曹雪芹，作为汉军出身的内务府旗人，汉满两族皆以为是本族中人，三百年来各自以为矜夸。

　　在武昌起义之时，新军就曾满城搜捕说北京话者，结果至少有1500人因说北京话而遇难。

　　这是漫长的仇恨历史的又一个轮回。一些著名革命者对满族人的仇恨无以复加。满族人迎来了艰难岁月。八旗是职业性的军事组织，满族人向来是家里有几副甲——有几个当兵的——就吃几份粮，清帝逊位之后遂衣食无着。在三家子屯，一个计姓寡妇联合齐齐哈尔一个何姓寡妇去了北京请愿。回家时她没能带回一分钱。紧接着军阀蜂起，又是“几人帝，几人王”。

　　4．使命不再延续

　　他能够讲述出的快乐只是，在书写满族文字时手腕感受到那曲线的柔滑，“像写美术字似的，有一种美感。”

　　北京的满族人在历史长流中调转船头，凭借在世代京畿的优游生活中积累下来的艺术基因，开始在戏剧、绘画、书法等方面展现惊人的天赋时，三家子屯的满族人则开始笨拙地学习种田。

　　三家子屯作为满族文化的最后遗存地的戏剧感，在于它建立于1689年。当时一个除了自己的家谱之外从未被任何档案文字记载过的满族水兵，托胡鲁哈喇。洪阿力及其伙伴，选择并建造了三家子屯。那也恰好正是英国发生光荣革命并通过《权利法案》、彼得一世亲政并在俄罗斯开始西方化改革的一年，世界历史向一个宏伟的新时代转折的一年。洪阿力们的小小队伍，在历史潮流中溯流而上，作为一个即将泯灭特征的民族的托孤者走向了与世隔绝之地。

　　三家子屯有据可查的一切，都起始于洪阿力。他听命于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帐下，在1683年到荒凉的嫩江上去阻击从4000公里外袭来的俄罗斯人。6年后的1689年，清军赢得了雅克萨城之战，中俄签定满文、俄文、拉丁文，却无汉文版本的《尼布楚条约》时，他与两个同伴一起作为水师营的兵丁获准在卜奎即后来的齐齐哈尔百里之内挑选一个水草丰美的居所作为行营之地。

　　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规则，选择了如今的三家子屯的所在地，距离卜奎足有95里之遥。这个距离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足够遥远。因此在其后三百年中，三家子屯始终是个偏僻之地，足以像冰箱一样保存一份满族文化的样本。

　　如今，石君广开始感到，祖先的奇怪的使命传到了他的身上。三家子屯的“满语小学”为孩子们开设一门浅显而且不列入考试科目的满语课程，学校有两位满语教师，均为没有正式编制的代课老师，石君广就是其中一个。他是屯子里惟一一个对满语感兴趣的中年人，过去几年中，他给村里的老人们录了10盘磁带，从“山里红”到“棒打狍子瓢舀鱼”，满汉一一对应。

　　他想让孩子们都学会满语，至少“能用满语对话”。至于长久的目标，他则违反语言生存规律地希望“满语这门语言能够延续下去”，尽管早就有到屯中考察的满语学者对他表示这决不可能。

　　已故满学家金启孮在1980年代发现了三家子屯这块“满语活化石”。二十多年间，世界各地的满学家们陆续到屯中考察。作为一门冷僻的学问，满学的研究者并不多，这种到访既不频繁也未能引起公众的注意，不过学术结论早已确定：除此之外，世界上再没有活的满语存在。

　　15个满语老人之一陶云庆是石君广的舅爷，他既支持石君广，又认为他异想天开。“满族话打从咱这社会一来就不行了。老中华国那会儿的长辈翻得还行，还想捡？捡不回来啦。现在活着的这帮老人，自己会多少？我这翻话的水平，顶多我爷爷的一半。”陶云庆说，“现在打小教孩子满语，也行。可就是会个三四年，一转学全忘了，就会个零打零碎儿——饭碗、筷子！”

　　对于是否愿意让孩子学满语的问题，屯中家长们的普遍反应是，“咋不乐意呢？”“咱满族人学满族话还不好吗？”不过也有不赞成的，“那玩意早扔没了，学有啥用？还影响考试成绩。”

　　不管怎么说，这天上午，满族课还是照常上。石君广先教孩子们读切音，接近英语的连读，然后教了四个词：二、十、院子、别人。石君广每读一遍，他们就跟着大喊一遍：ZHUO！ZHUAN！HUA！GUA！

　　在三家子屯，比汉化更明确地发生着的是1960年代标准的全球化。村民们越来越依赖电力、柴油，全部成为了除草剂的坚定支持者。在这样的屯子里，一个满语老师受到的关注并不比一个透明人多。作为一个曾因家贫而不能读大学的中年人，他甚至解决不了自己如何转为公办老师的难题。

　　石君广只能在民族文字中寄托希望和怀抱。他能够讲述出的快乐只是，在书写满族文字时手腕感受到那曲线的柔滑，“像写美术字似的，有一种美感。”这番表白在粗鲁的乡村生活中显然难觅知音。他拘谨、认真，给人的印象是正在消亡的文字中寻找安慰，在孤寂中寻求温暖。

　　5．狗 鱼

　　狗鱼，那巨大的“苟仁尼玛哥”，祖先之舟，如孟宪连所说：“再也没有啦。”

　　满语背后隐藏着一个已经被遗忘了的世界。关于冰雪，满语中的词汇多达六十多个，几乎每个形态的冰雪都有各自的命名。关于水的词汇更多，达到一百三十多个，从“秋水消减”、“大水响流貌”到“鱼游造成的水纹”，竟然都有单独的词汇与之对应。满族先民以其观察世界的既笨拙又细腻的方式，把野猪分为了11种，其中一年生长方牙的野猪被命名一次，三年生长獠牙的又被命名一次。由于鹿角形态变化更多，各种鹿被分门别类冠以29种各不相同的名词。

　　“满语是一种质朴的语言，”满学专家江帆说，“带有明显的直观性特点，但缺乏思维的抽象与概括。”

　　16世纪的最后一年，额尔德尼和刚盖奉努尔哈赤之命创制满族文字，借鉴蒙文字母创造了无圈点满文，即“老满文”。无圈点满文使用不便，因此达海受命对其加以改造，创制了有圈点满文，称为“新满文”。达海从此被满族人尊称为圣人。可惜这种文字的寿命不过三百余年。

　　对于满语，乡村满语教师石君广的看法是“很好学”。与俄语相同的是，满语是纯拼音文字，怎么读就怎么写，从一个只会口语的文盲进步到能读会写并不困难。79岁的孟宪孝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孟宪孝是三家子屯中除石君广外惟一一个喜欢看满文书的人。他是屯中老一辈人中见多识广的一个，认为满语“是民族的骄傲”。以前他会说满语但不会阅读，从两年前起，开始学习一位韩国的满学教授给他寄来的《清文启蒙四卷》。不过他觉得自己很孤独。他想让儿子学，儿子推脱说，年纪大了一看书就头疼。他又想让孙子学，结果“更白搭”，孙子扔下书就跑。

　　如今，作为一种即将退出生活的语言，满语仍在数十万卷满文档案中存在着，记录着大清国历史上的诸多细节。对满学家们来说，这种语言至少给了他们一个了解满族人的符号系统，恰如哲学家卡西尔所说，“文字带来意义的建构”，经由满语，学者们可以了解满族人理解世界的方法。

　　对于满语会在何时消亡，黑龙江大学满语研究中心主任赵阿平给出的时限是“大约十年之内”。

　　三家子屯真正在日常生活中仍以满语为首选语言的老人不过3位，而且都已经年过八旬。他们去世之时也就是满语退出历史舞台之日。在那之后，满语将只是一种由少数学者掌握的、不用于日常交流的学术语言。

　　在三家子屯，生活仍旧像普通的东北汉族村落一样冗长地继续着。早上4点半到7点钟极其喧闹，奶牛忧郁地哞叫着，鹅像一队将军踱过街道，而母鸡总是贪吃而慌乱地制造出巨大的声响。6点半，太阳大了，村子才安静下来。墨绿色的玉米在风中伏低、摇摆，伏低、摇摆，像梦境一般枯燥又永无休止。于是整整一天屯子里再无生气。直到夜里9点半，整个屯子上炕睡觉。这就是一个不停地遗忘着的地方拥有的东西：现在。

　　在现在，一个晴朗的7月下午，屯子里的年轻人正在嫩江江汊上打鱼。满族后人们时而拉网，时而收网，忙忙碌碌地走了一箭之地，却只有一些竹签般的小鱼坚硬地钉在他们的渔网上。鲤鱼、鲇鱼、黑鱼、嘎牙子，在哪儿呢？现在，所有那些祖上传说过的大鱼，都去哪儿了呢？现在，狗鱼呢？

　　狗鱼，那巨大的“苟仁尼玛哥”，祖先之舟，如孟宪连所说：“再也没有啦。”

老外争着去:全世界只有在中国当"外宾"感觉最好

翟华

我所在的国际机构，职员们有很多到世界各国出差的机会，但是有一个国家大家都争着去，这就是我们中国。为什么中国这么有人缘呢？我在同事们中做了个随机调查。答案有很多，有人钟情古老的神州文化，有人青睐物美价廉的商品，还有人就是想品尝色香味俱全的中国佳肴。除此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提到在中国出差和到其他国家不一样，国内接待单位安排周到妥贴，事事不用操心，舒舒服服当个“外宾”的感觉真好。

　　算起来本人在国外生活的时间也不短了，也认识不少在国外的华人朋友。不论在哪个国家，我们学生很少被当作“留学生”得到特殊照顾，毕业了在学校当教师也没有“外教”的待遇，做生意的时候没有“外商”的优惠，在企业工作的更不算“外国专家”，充其量也就是个准国民待遇，何曾体验到过“外宾”的感觉！也许您会说在国外长期生活的人入乡随俗，人家当然不会拿你当外宾看。但是，即使是我们到国外短期访问的代表团，对方接待单位也多半是公事公办，很少会像我们国内那样招待外国客人山珍海味或者安排游山玩水。当然，我们中国泱泱大国，又是礼仪之邦，讲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外国朋友热情招待还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如果刻意以洋人为本，把“外国人都说了……”当作评判事物的是非标准，那就不免有失体统了。我有一位中国同事率团去国内出差，副手和团员都是清一色的西方人。在某市考察期间，代表团接受了当地电视台的采访，应邀对该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战略发表看法。录像之前，电视台方面向代表团提出，出于宣传效果的考虑，最好由那位洋人副团长接受采访，因为由一个外国人发表对国内事情的看法对观众可能更有说服力。好在我的同事深谙国情，也很有肚量，所以同意了这个安排。但是他又不担心这位外国人掌握不住分寸，所以一五一十用英文写了发言提纲。采访时副团长先生照本宣科，再通过翻译翻成汉语，电视上看着跟真的似的，效果自然不错。

　　我曾有机会与几位同事出了一趟远程的“美差”，应邀先后到北欧三国（芬兰、瑞典和挪威）、美国和中国参加研讨会，向这几个国家的承包商和咨询公司介绍参与国际工程的商业机会以及竞标和采购的要诀。虽然说我们在三地五国的出差任务完全相同，身份也都是国际金融组织专家，但所到之处受到的接待却大相径庭，一路走下来，感触颇多。

　　先说北欧之行。按日程安排，第一场研讨会星期二在赫尔辛基举行，然后紧接着星期三、四在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分别进行另外两场。我们看日程紧张，特意订了周六到芬兰的航班，以便事先有足够的休息和准备时间，还可以抽空在赫尔辛基转转。不料，对方主办单位发来传真，询问星期一是否有正式活动，委婉建议最好乘周一的航班抵达。我们想接待人员很可能是不愿意耽误周末时间出来接机，而周一有别的安排，也没有时间陪同我们，那就客随主便吧。星期一下午我们乘斯堪地纳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赫尔辛基时，左顾右盼，并没有人来接机。等我们乘出租车到了饭店办入住手续时，才看见一份传真，对我们顺利抵达表示慰问和欢迎，并且详细说明第二天开会的时间地点。从星期二早上8点30分开始，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上午是有五十多人参加的全体会，下午是与各个公司代表的分别会晤，一直到4点半钟。然后匆匆忙忙地赶赴机场，转往下一个城市。这样在北欧三国，连续开了三天会，连晚饭都是在飞机上吃的。虽然没有安排时间观光，但是北欧人的组织效率和严谨的工作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美国我们的开会地点是在西海岸的洛杉矶。飞抵机场时，我们已经料定没有人接机，所以直赴事先订好的希尔顿饭店。可是在办入住手续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主办单位留下的任何信息。正为难时，饭店前台小姐提醒我们去看大堂入口处的信息板。我们仔细一找果然在一大串活动中发现了我们的研讨会，原来会议地点就在这个饭店的会议厅。到了那个会议厅一看，果然有工人在忙着布置会场，看来人家美国人还是作了充分准备的。第二天8点30分，参加会的人已经陆续到达了。在会议厅的门口，有一位小姐负责报到登记，并且给每位参加者发一个事先准备的名牌胸卡。我的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在最后，所以不费事一下就找到了。挂上胸卡刚要走，小姐说让我交30美元的会议费，其中包括一顿工作餐。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解释说：“我，还有那边几位同事，是你们请来的‘resources persons’（即要在会上讲话的专家）。是不是要交费，你去问一下。”结果，这会议费还真免了。在洛杉矶的会议安排与北欧差不多，紧张的一天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不知是不是为了早上收会议费的“失礼”作补偿，下午全部日程结束时，接待单位的主人大方地邀请我们去临街的“汉堡王”吃了一顿快餐。

　　虽然几位外国同事早就听我说过中国是“礼仪之邦”，但他们抵达中国以后的所受到的热情款待还是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像。那天，主人从机场用专车把我们接到饭店下榻，入住手续早已由接待单位事先办好，我们拿了钥匙直接就上楼休息。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专门到我们饭店房间里为我们办理确认下一段飞往上海和深圳的机票。当晚，接待单位的领导出面为我们设宴接风，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第二天开始的研讨会有国内几十个公司的代表参加，总共安排了两天。每天中午是会议安排的丰盛的工作餐，而晚上则是参加会议的公司请客，山珍海味，南北佳肴吃了个遍。由于在北京没有排出旅游的时间，细心的主人在会议进行中间专门派车送已经发过言的专家去故宫参观。为了补偿在北京没有旅游的缺憾，在上海和深圳的接待单位带我们去豫园、中华民俗园玩了个痛快，还特意留出购物的时间。当我们结束全部访问离开深圳的时候，主人客气地说：“欢迎你们再来！”这时我们同行的一位同事说了心里话：“我们这一路走了不少国家，听到‘欢迎再来’的次数不少，只有中国我真是想再来一趟呀！” 在中国当外宾的感觉真好。

听老外七嘴八舌说中国

　　今天NBA选秀，中国因素再度引起世人关注，我也来说说我的外国同事和朋友眼中的中国。先从最近参加的一个研究如何与记者打交道的培训班说起。美国专家拿出一张当天的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头版的新闻一条一条地看过去，全是负面新闻。专家说：这就是新闻媒体的偏好，要么是暴力，要么是意外，类似“去年世界人口如预期增长百分之一”是决不可能上西方媒体的头条的。这时一位印度同事不解地问：那为什么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消息却时常上财经版的头条呢？专家说：very good question。这是因为，在西方读者的预期中，中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应该持续增长，所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消息实际上是某种“意外”，所以可以上头条。

　　听了这样的说辞，不免令人感到好笑。其实，不论西方主流媒体说什么，更重要的是各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怎样看待中国。我久居海外，工作的同事来自几十个国家，平日有意无意地也常常谈到中国和中国人。虽只是个人的闲聊杂侃，盲人摸象，不具统计学的意义，但是作为中国人听来却饶有兴味。

　　前几年我和几个非洲同事去上海出差，出了机场，第一次到中国的喀麦隆人被眼前的一切所震撼，这不是曼哈顿吗？他扪心自问：“我们非洲人怎么没想着移民中国呢？光想去法国、美国，他们的签证百般刁难不说，其实他们那地方还没有这里好呢！”另外一个同行的科特迪瓦人则一口咬定：“我觉得中国不应该算是第三世界，不算发展中国家。”我再三解释中国地域发展不平衡，既有与发达国家媲美的大城市，也有和非洲相仿的贫穷地区。好说歹说，最后这位科特迪瓦同事得出结论：“好吧，第三世界是一座大楼，你们中国在大楼的最上面一层，我们非洲在大楼的最底层。”

　　有的非洲人没有到过中国，但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一次我去马拉维出差，和当地接待单位的总经理去当地中国餐馆吃饭。餐馆老板是中国人，跑堂的活计自然是马拉维人。总经理有感而发：“三年前，这位中国人刚来马拉维的时候，也不过就是打工的伙计。三年过去了，勤俭的中国人成了老板，快乐的马拉维人还是伙计。这就是中国人与马拉维人的区别。”这位马拉维总经理的话，使我想起了一位埃塞俄比亚同事和我讲的另一段与中国人和餐馆有关的往事。说是在南非的一家假日酒店，楼下的餐馆晚上是自助餐，客人中有来自中国的几个人，可能是一个出差的团组。他们“把盘子做大的”特殊取食方式、每一次取食的数量、和往返的次数都给这位当时在场的埃塞俄比亚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多年过后提起这件事还心有余悸：“哇，我从来没有看见这么能吃的人，真的没见过！”

　　其实，无论是马拉维人眼里中国人的勤俭，还是埃塞俄尼亚人眼里中国人的能吃，都是特定条件下构成中国人的有机整体。这种“对立的统一”也表现在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上。毋庸讳言，外国人有的喜欢中国，有的不喜欢中国。我真见过不喜欢中国的人。上次与一位澳大利亚人在菲律宾南部出差，在一个餐馆吃饭时听到旁边一桌人大声喧哗，这位澳大利亚人马上说：“这一定是中国人吧！”更可气的是，在谈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他居然说不限制少数民族生育数量，导致了这些少数民族的贫穷。我在海外这些年早就听惯了对“一胎化”政策的批评，但是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老外批评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

　　但是，不论老外们对中国抱有什么样的感情色彩，他们都承认中国很奇特。访问过中国，或者念过几本关于中国的小册子的人都会感到某种自命不凡。这是一个没有例外的规则：即使是那些最坚决的反华人士都把到过中国的经历引以为傲。如果有谁能够用轻松的语气说一句：“我刚从中国回来”，那么登时他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就会高大许多。我的法国朋友半开玩笑地说，“当我发现人们对我不够尊重的时候，我就会在不经意间用不在乎的语气说一句：‘当我在北京住的时候……’”。就连一贯对中国人报有某种成见的日本人在内心深处也不得不佩服中国人。我的日本同事以日本人特有的弯弯绕方式告诉我： “我的太太非常钦佩中国人，承认每个中国人都很聪明。”我问：“何以见得呢？”他回答说：“她总是说，我们日本语中的汉字还不到一半就已经让日本人吃不消了，而中国语全是汉字，而且每个中国人都会写汉字，真是太不简单了！”

　　说到语言，不能不提我的菲律宾同事的担忧。谁都知道，菲律宾自然资源贫乏，却因为是英语国家，所以其人力资源在世界市场上颇有竞争力。但是，那位同事最近见到我说，菲律宾坊间盛传到了2008年中国人人都会讲英语，届时菲律宾唯一的优势将不复存在，该国经济将面临灭顶之灾。我听了以后很不以为然，虽然说中国人现在学英语说英语的人与日俱增，但是大多是聋哑英语，要达到菲律宾人的整体水平，不要说2008年，可能再过100年也不可能。所以我安慰他说：“别担心，据我所知，那是不可能的。”不料这位仁兄反问：“怎么不可能？只要中国人想干的事情，就一定能干成。听说上海要建一座大桥，聘请外国咨询公司光做可行性研究就要三年，结果中国人自己干才两年大桥就竣工了。”

　　中国和中国人果真是战无不胜吗？对这个问题，印度人有自己的看法。事实上，在美国大众与传媒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印度就是少数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的国家之一。我的印度同事如是说——标准的英语句式：“谁也对付不了中国——除了中国人自己。”我听罢颇感诧异：“此话怎讲？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印度人说： “比如中国产品的价格在印度市场有明显的优势，不要说其他国家，就是印度自己的产品也很难竞争。幸亏中国商人自己运进来一些劣质产品……”听老外说中国，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到底谁是谁非呢？有一次我干脆问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学者：“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你作为专家到底怎么看中国？”他想了一下，字斟句酌地说：“Fortunately for some, unfortunately for others，most of these talks have some degree of truth in them.” 也就是说，不管是有人欢喜还是有人愁，这些关于中国的议论都或多或少有些道理。我当然不满足于这种不着边际的回答，于是打破沙锅问到底：“那你呢？你是欢喜的人还是发愁的人呢？”这次他一点都没有犹豫：

　　“我忙得这后半辈子的工作日程全排满了。你说呢？”

美国婴儿潮一代步入退休 福利也靠中国支撑

 中青在线

中国把握着美国退休者的命脉

　　这也许会让很多美国人大吃一惊，但他们的退休保险金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中国的储蓄者是否购买美国“婴儿潮”一代在今后出售的股票和债券。

　　明年，出生于1946～1964年的第一代“婴儿潮”美国人将进入退休年龄。
他们将从2011年享受完全的退休福利。从那时候起大约15年内，美国可供维持“婴儿潮”一代退休福利的有效劳动力将越来越少。同时，通过“401（K）条款”以及个人退休账户，将资金投入到股票市场的美国劳动者也将减少。

　　商贸教授杰里米•西格尔认为，如果“婴儿潮”一代在出售资产时，仅仅依赖于国内购买者，那么美国退休者所持有的股票及债券的价值——据美联储估计已超过6．5万亿美元，将缩水40％。

　　但是，中国提供了希望。“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和购买力，对我们未来的福利至关重要。当‘婴儿潮’一代准备出售资产时……仅仅在发达世界无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以吸入这些资产。”西格尔在一次采访中说，“来自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对维持这些金融资产的价格将尤为重要。”

　　因而，对打算转让名下资产的美国“婴儿潮”一代来说，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有着最大潜力。这正是美国劳工部最近宣布，它将帮助中国建立美国式401（K）型退休计划的原因所在。

　　对美国“婴儿潮”一代来说，保持他们金融资产的价值，将取决于中国建立其“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计划的速度。

　　当前，QDII计划通过允许中国的银行以及保险公司，将人民币转换成外币而放宽了外汇管制，之后，这些银行和公司可购买固定收入资产，如债券或外国股票。但该计划仍是有限的。

　　“今后10年，我能看见这样的场景：中国投资者将篮子里的一部分‘鸡蛋’投到海外市场。”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傅德修说。该公司是由中国光大证券和美国退休基金巨头保德信金融集团合资经营的风险公司。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公民似乎将被允许在美国进行海外投资。这显然是投资者当前关注的一点

少年黄河溺水千人围观 施救者遭嘲笑

大桥上站满了围观群众Mitbbs.com

7月9日下午，雁滩一牛肉面馆的6名员工到黄河边一沙坑游泳时发生不幸，两名员工溺水，其中一名员工被及时救起，另一名员工沉入坑底。事件引起近千名群众围观，闻讯赶到的水上派出所民警叫来羊皮筏子下水营救，可是筏子客因费用问题几次放弃打捞。为了及时将溺水少年救起，4名好心市民冒着生命危险下水展开义务营救，可是没想到围观群众竟鼓掌起哄，嘲笑营救者。Mitbbs.com

　　可悲：近千市民冷眼围观Mitbbs.com


　　当日晚7时许，记者赶到雁滩黄河大桥南侧的事发沙坑时营救工作还在继续，记者看到，现场聚集了近千名群众，就连大桥上也站满了围观者，一些过路司机索性把车停在桥上或沙坑边的公路上下车观望，一度造成交通堵塞。记者看到，雁西路派出所、水上派出所民警及盐场消防中队消防官兵正在现场组织救援。营救人员乘坐一只羊皮筏子在水中搜寻溺水者。Mitbbs.com

　　可惜：16岁少年沉入沙坑Mitbbs.com

　　一名溺水者的同伴告诉记者，溺水者今年16岁，和政县人，和他们都在附近的一家牛肉面馆打工。当日下午4时50分，他们6人相约到此游泳，他和另一名员工首先下水，当他们游到沙坑中央时发现两名同伴下水后发生不测，他们急忙在一名好心市民的帮助下将一名同伴救上岸，等到再营救另一名同伴时已不见了对方的身影。他们急忙拨打110求救，水上派出所民警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并联系来羊皮筏子进行营救。Mitbbs.com

　　可恨：筏子客为费用拒救人Mitbbs.com

　　该员工告诉记者，事发后，他们将此事及时通知给面馆的一名临时负责人，负责人也立即来到现场，并与筏子客协商救人，可是筏子客要价太高，临时负责人又做不了主，使得救援工作一再延误，最后才把费用协商到3000元。现场的目击者告诉记者，这些筏子客每在水中打捞一会，就会上岸和警方及面馆临时负责人协商价格问题。Mitbbs.com

　　可气：救援引来围观者起哄Mitbbs.com

　　当晚7时30分，看到筏子客迟迟不能将溺水者打捞出水面，现场4名会游泳的热心市民先后冒着生命危险下水进行营救，没想到此举竟引来围观者的鼓掌起哄，每看到义务救人者呛水，现场的围观群众就会发出嘘声。当晚8时20分，经过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营救，溺水者终于被打捞出水面，但已经身亡。Mitbbs.com




好心人下水施救遭起哄Mitbbs.com




围观者起哄Mitbbs.com




溺水者被打捞上来